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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創新而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農村的居民逐漸向城區靠攏並在城市中找工作。隨著城市經濟產出的增長，市政和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更大了，同時支援城市周邊發展的技術創新也多起來。

李嘉圖所提出的“比較優勢”在今天仍然起作用，但是已經不能再用國家的界限來定義經濟體了。相應地，超級區域已經成為新的自然經濟體。它不是人為設定的，也不像民族國家或者國家的省份那樣是人為的政治邊界，而是創新、生產中心和消費市場聚集的產物。今天的超級區域，實質上是鄰近的城市和它們的郊區的聚合，它們的範圍大大超出了單個的城市和它們的內陸區域。

1957年，經濟地理學家瓊？戈特曼（Jean　Gottman）首先使用了“超級都市（Megapolis）”這一術語來形容新興的經濟樞紐——波士頓—華盛頓走廊。3這一詞語源自希臘文，意思是“很大的城市”，隨後被應用到了其他幾個地區：從加利福尼亞的舊金山到聖迪亞哥的廣大區域，從芝加哥到底特律再到克利夫蘭最後到匹茲堡的超級大都市，以及喧囂的日本東京—大阪地區。

1993年，日本管理專家大前研一（Kenichi　Ohmae）在《外交雜誌》上發表了一篇非常有影響力的文章，文中提出“全球自然經濟區”，或者稱為“地區國家”，已經取代了民族國家，成為他著名的提法“無邊界世界”中的經濟單元。

地區國家有可能完全在民族國家之內，也有可能超越國界。這無所謂，這只是歷史偶然形成的。它們到底是什麼樣的不取決於它們在政治邊界中的位置，而取決於它們的大小和規模是否真正是今天全球經濟中的自然商業單元。在無邊界的世界中，“地區國家”的邊界及其與外界的聯絡才是最重要的。

並不是所有的大城市都能成功地按照超級城市的模式運作。例如加爾各答和德里都很大，但也很貧窮。正如大前研一所寫：“或者是它們面對全球化的經濟沒有找到解決之道，再或者是它們沒有相應的資源來實施他們的解決之道。”

大前研一的觀點非常重要。人口和經濟增長並不一致。這些超大型城市與超級區域有很大的不同，超級區域不僅人口眾多，而且有廣闊的市場，強大的經濟實力，大量的創新活動和高技能人才。

只透過民族國家的資料來觀察財富的增長是很誤導人的，因為對於經濟活動在哪兒發生而言，國界並不那麼重要。資金總是流向回報最高的地方，人們總是湧入有機會的地方。確實，這使得全球經濟更為一體化。但同時也意味著資金和人才將會集中在生產率和回報最高的地方。

國界對於文化認同不是特別重要。我們都知道，在同一個州或者省中的兩個城市都會大不相同，更不用說在同一個國家中了。那些被束縛在“山谷”中的人不僅要忍受落後的經濟，在文化上也變得與他們生活在超級地區的鄰居們不同。這些不斷加重的痛苦和顯著的經濟差距，更拉大了世界上“擁有者（h*es）”和“不擁有者（h*e…nots）”——城市中的“閱歷豐富”的人和農村人之間的差距。

同一國界中的城市漸行漸遠，而超級區域儘管在地理位置上相隔很遠，卻正在變得越來越接近。如果兩個超級區域發展情況相似，不論它們的地理距離或者歷史關係如何，它們都可能形成相似的社會道德準則、文化品位，甚至政治傾向。這種情況不僅僅發生在紐約和倫敦（被一些人稱為“紐倫”），甚至也發生在紐約和上海，儘管人們對此仍有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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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聚越大的Superstar（1）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伯特？盧卡斯（Robert　Lucas）在1988年寫道：“如果我們只考慮普通的經濟因素，城市應該越離越遠。”不管怎樣，盧卡斯提醒了我們，土地“在城外總是比在城裡要便宜”。那麼為什麼大多數企業和居民沒有離開城市去成本明顯低很多的地方呢？盧卡斯用另一個同樣簡單的觀察回答了這個問題：“如果不是為了和其他人在一起，為什麼要支付曼哈頓或者芝加哥鬧市的高昂房租呢？”

盧卡斯的這句話強調了地點的重要性，而且深入到了對經濟增長動力的探究。他確定了經濟增長的動力——人口的聚集、生產率的提高、創意技能和人才的彙集。

這就是為什麼城市和超級區域是推動世界前進的真正經濟單元。這些組成了人口集中、人才匯聚的地緣生產系統和市場。盧卡斯認為，這些地方有其他地方所不具備的社會經濟優勢，它們在創新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