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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率方面的收益將遠遠超過生活和商業活動的成本。

經濟增長研究是一個很深奧的領域，直到最近，它仍然沒有對地點的重要性有足夠的重視。1776年，亞當？斯密出版了《國富論》，他提出經濟繁榮的主要原因是不斷細化的勞動分工，也就是專業化。他用經典的徽章工廠的例子論證瞭如果10個工人各自專注於他們的某一道工序的工作，將生產比10個工人獨立工作多得多的徽章。斯密認識到企業需要透過專業化來更為有效地運作。

25年後，大衛？李嘉圖開始創立自己的經濟財富理論。在1823年他英年早逝之前，李嘉圖簡要地提出了比較成本的理念，解決了國家如何從貿易中獲益這一基本的經濟學難題，而這一難題一直困擾著斯密直至他去世。

李嘉圖的比較優勢理論認為，如果一個國家在資源和生產能力方面比另一國有優勢，那麼這兩國都將從貿易中獲益。舉個簡單的例子：讓我們假定A國專長於生產布料，B國專長於生產紐扣。為了相對容易地（低成本地）生產襯衣，這兩個國家應該進行貿易。但如果A國擁有絕對優勢，既能生產布料又能生產紐扣，而B國只能生產紐扣怎麼辦？李嘉圖認為這種情況下貿易仍然是合理的，因為A國如果集中人力物力去生產B國不能生產的商品，情況會更好。A國集中生產布料獲得的利潤比它分散一部分人力物力去生產紐扣的利潤更多，它可以透過貿易從B國獲得紐扣。

和斯密一樣；李嘉圖也認為民族國家是基礎的經濟單元。但到了19世紀晚期，早期的地域理論家們開始對於為什麼製造業集中在諸如曼徹斯特和匹茲堡等製造業中心提出新的觀點。再晚一些，偉大的經濟學家阿爾弗雷德？馬歇爾（Alfred　Marshall）提出瞭解釋為什麼公司和行業會聚集在一起的基本理論：獲得聚集在一起的經濟利益（欲瞭解關於這一題目的更多討論請參閱第7章）。。　最好的txt下載網

越聚越大的Superstar（2）

儘管經濟學家和地理學家對於城市和聚集的本質有了新的洞見，但他們對經濟增長的研究仍然圍繞公司和民族國家展開。對於大多數的經濟學家而言，城市經濟增長並無重大影響——它們只是為國家的經濟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當討論究竟是什麼因素使經濟規模增長這一問題時，經濟學家仍然會忽略地點的重要性。

直到20世紀中葉，流行的理論認為更多的勞動力和資本投入將產生更大的經濟產出。也就是說，工廠規模越大，機械工具越多，賺錢就越多。

在大蕭條和二戰後，這些都改變了。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商業領袖和政策制定者認同約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的理論：決定經濟增長的是創新和企業家，而非規模經濟和專業化分工。這也導致了他稱之為“創新型破壞”的浪潮，它破壞了既有體系並催生了新的公司和行業。他指出改進很重要，但不能低估創造全新事物的價值。在他的晚年，熊彼特對日益嚴重的官僚作風發出哀嘆，因為他認為官僚作風影響到了公司的研究和實驗室的發展，而且將會把發明的渴望和企業家排擠出局，而這兩者對於資本主義的企業家精神至關重要。

1957年，羅伯特？索洛（Robert　Solow）發展了熊彼特的理論。他採用經濟計量學工具，嚴格測算了科技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6索洛透過他的模型計算出，美國人均經濟增長的4/5左右應歸功於科技進步，科技進步使得人力和資本的使用更為有效。根據索洛的模型框架，沒有任何一個地方能長期擁有科技優勢，但某些地方可以擁有短期優勢。索洛還在論文中說明科技的成果能夠自由流動。

新的增長理論是由斯坦福大學的經濟學家保羅？羅默（Paul　Romer）在1980年到1990年間提出來的，新理論對索洛的觀點做出了重大調整。發生在“體系外”的創新並不會帶來額外的經濟增長，財富是由對現有資源自身進行創新而產生的。技術知識不是在系統外產生然後應用到系統上的，而新理論和知識是從內部產生的，這些新理論和知識催生的新技術和新資訊是經濟增長的源泉。用羅默的話來說：

當人們用更為有效的方式重新安排資源時，經濟就會增長。經濟產出可以用做菜來打比方，為了創造有價值的最終產品，我們根據菜譜將便宜的配料混在一起，人們只能根據配料來做菜。大多數經濟中的“做菜”都會產生一些副作用。如果經濟增長只是透過做越來越多相同的菜來實現的，那麼最終我們會缺乏原材料並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