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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二十二日，我們正在編輯第五集——《苦難與幸福〉。看著顯示器上地壇醫院ICU主任郭利民身著隔離服的畫面，聽著迴旋在耳邊稍嫌嘈雜的同期聲，李楠濱突然脫口而出：今年不會再有SARS了吧？

“閉上你的烏鴉嘴！”我一邊盯著螢幕上的郭利民，一邊心說楠濱這傢伙真是太不甘寂寞、太善於想象了。

晚上快9點才到家。突然，我的搭檔王玲發來簡訊：“看電視新聞。”我趕緊抓過遙控器，豁然聽見女播音員字正腔圓地宣佈：“北京發現一例非典疑似病例”。此時方知，這條新聞在一個小時前已家喻戶曉。

又是非典！又是北京！我的思緒一下子回到了一年前……

也是四月二十二日，北京的非典疫情已經十分嚴重。那天，我的第一篇關於抗擊非典的文章在《健康報》刊登。午夜，中國青年報記者袁曉路透過網友找到我，要求轉載發在網上的《中午十二點四十分出發》。這篇記錄醫療隊出征的短文，翌日發在《中國青年報》第一版上，後來獲得北京市抗擊非典好新聞一等獎。

二00三年春天，原本和往年沒什麼兩樣。三月三日，我們在料峭的春風中舉辦了一年一度的愛耳日；隨後開始關注兩會醫療服務；三月二十二日到二十八日，中央電視臺《健康之路》欄目一連五天的系列直播節目在業界激起漣漪；四月八日，籌備已久的“青藏高原光明行動”啟動儀式新聞釋出會在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行……

二00三年，我們這所百年老院日夜兼程，在史冊上鐫刻著新一圈的年輪。

就在不知不覺中，兇險的SARS悄悄推開了中國首善之都的大門。4月中下旬，北京形勢急轉直下。

一年前的那些日子讓我記憶猶新。大約四月二十三日，晚上總值班，我接到眼科張風教授的一個電話，她說：“我想和你聊聊，提供點素材，這幾天我總是被感動。”

第二天，風雲突變，我們沒能擠出談話時間。由於發現本院職工感染SARS，眼科、急診科相繼被整體隔離。開完早交班會，我在電梯前擋住張風，就在等電梯的幾分鐘裡，聽到醫療隊員們偉大的母親的故事，並由此而記住了她們的兒女：丁寧、陸燕、劉月明——那些我不熟識的年輕人。

五月初，傳出正在隔離的同事集體發燒的訊息，使本來就嚴峻的形勢雪上加霜。那天晚上，多日顧不上回家的工會主席滕秀琴走進我辦公室，突然抑制不住掩面失聲：“這麼多人發燒，要是再有人感染怎麼辦？”

我壓抑著內心的焦慮，把手輕輕放在她肩上，鼓勵她，也鼓勵自己：“別人可以脆弱，我們不行！越是在這個時候，越得堅強！”那一刻，突然想起《國際歌》中的詞：“這是最後的鬥爭，團結起來到明天。”

在年輕的同事們拼搏一線時，我只能更加奮勇地敲擊鍵盤，留下一段段紀實，刻出一道道印痕，把我們的內部報紙當作《挺進報》來辦。

一篇篇來自隔離病區的報導，需要迅速錄入電腦，才能趕得上兩三天出一期的院報。正在焦急，心理科醫生趙曉琳主動助戰，她在交來自己稿件的同時，一個週末就為我們錄入數萬字的文稿。

一份份連夜編校，匆匆印刷的院報，帶著我們飽滿的激情，帶著我們的殷切的企盼，帶著油墨的芬芳被送到隔離病區，送到醫療隊駐地，祝願戰友一路平安。

編完最後一組SARS主題的來稿，已經是盛夏。籠罩心頭兩個多月的陰雲終於散盡。和陽光明媚的春天一樣，二00三年，我們迎來的是一個格外美好的爽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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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之祭（2）

春天過去是夏天，秋逝冬臨，就又是一個新年。

我們以為一切都成為歷史了，我們以為已經和“非典”說再見了。不承想，連一年都不滿，SARS就迫不及待地捲土重來。

二00四年四月二十三日，幾乎是去年的同一天、同一時，在同一會場，我們再一次聆聽防治SARS動員報告。而和去年的焦慮與惶恐相比，經過礪煉的同事們更多表現出來的是冷靜與信心。在資訊爆炸的時代，“非典”疫情只是我們每天所接收的無數資訊中的一個，它已經不會影響我們的生活，只會讓我們感覺到防控工作的重大責任。

從四月二十二日發現第一例“非典”病例，到最後一名“非典”患者出院，北京七名“非典”確診病例無一例死亡，醫護人員無一人受到感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