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寵，就有那多事的人給加上一個‘金’字，從此就金鯉魚金鯉魚的叫順了口。”這段話多麼透明、多麼瀟灑！“姨媽把毛衣交給我，看看還是嶄新的。這些年來，倒是我自己把它穿舊了。我沒有了母親，只保留這件紀念品，以後每年冬天，我總穿著它，母親的愛，好像仍舊圍繞著我。”這段話多麼親切、多麼生活化！寫這樣的白話文要才情也要功力，有人以為這樣的文章人人能寫，那也只是以為。難怪新文學運動提倡這種文體，它確有許多優點。

新文學使用語言，本有“標準化”的傾向，但中國地大人多，交通不便，各地語言自成格局，各有獨特的詞彙、諺語、歇後語。這些都可以成為作家的籌碼、財寶、武器，新文學既以“活語言”為標榜，理應進一步依賴大眾的口語。排斥文言所造成的損失，也許能從方言彌補。加以作家也難免偏愛自己的家鄉話，於是四川的作家寫“耗子”，東北的作家寫“鬍子”，廣東的作家寫“打工”，臺灣的作家寫“牽手”，大家看了，也很喜歡。

“雞蛋碰石頭”固然是好句，“生鐵碰鋼蛋”也不壞。“醜媳婦終須見公婆”甚婉，“是騾子是馬你拉出來蹓蹓”卻甚豪。“黃河邊上賣清水，氣死黃河”，“長江邊上卻餓死了賣水的”，兩種假設，各有妙處。說到竹筍：“這叫筍仔，竹的囝仔，常給大人掘出、剝皮，一片一片切下，煮熟，吃了！”你看，這話連用了三個帶“子”的字，其中又有兩個是“人”字旁，立刻把竹筍人化了，讀了，真以為吃筍是殘忍的事情，無異把胎兒裝進蒸籠。

白話文學以“話”為底本，而“話”本來是說給旁人聽的，因此：一、它的句子短，以便一口氣說出一口話來；二、句子的內容簡單，聽來容易明白。“蠅營狗苟”中看不中聽，因為單音詞和同音字太密集：“像是見縫就鑽的蒼蠅和見了骨頭就啃的狗一樣”，又中聽不中“說”，因為句子太長，需要中途換氣。“像蒼蠅，見縫就鑽；像狗，見了骨頭就啃。”這樣才聽、說兩便，句子短，每句只有一個很簡單的意思。可是新文學運動興起以後，外國的文學作品紛紛譯成中文，譯書的人對外國語文那樣又長又複雜的句子不知怎麼有好感，大量照譯，有些作家讀了那些書，不知怎麼也對那麼長的句子有好感，刻意仿製，於是文學的語言大起變化，出現“在銀行放款部當經理的是跟她離了婚的丈夫”，“年輕而放蕩的我和老年而拘謹的他居然在宗教問題上意見一致”。當時管領風騷的名家才人，居然寫出：“它那脫盡塵埃的一種清澈透逸的意境超出了圖畫而化生了音樂的神味。”還有：“那些自騙自的相信不曾把他們自己的人格混到著作裡去的人們，正是被那最謬誤的幻見所欺的受害者。”於是有人大叫：“中國的語言那裡去了？這怎麼得了？”

翻譯家也有很大的功勞。讀翻譯的作品，中國讀者知道形容一個人一口氣喝下大碗水，不但可以用“牛飲”，也可以用“魚飲”。知道我們眼中的“銀河”，在人家眼中是“牛奶路”。人可以“埋葬”在沙發裡，新人進了房並不是婚姻成功，夫妻感情美滿才是“成功”。一個人的社會關係原來是他的“籬笆”，可以保護他，也給他一塊“地盤”，一塊用武之地。作家需要新意象、新詞彙、新角度，在翻譯的作品裡可以找到很多。作家需要新句法，被動、倒裝，把假設或讓步的句子放在後面，都值得兼收幷蓄。“不久的將來”，“最大的可能”，“百分之九十的把握”，“可怕的經驗”，不是有很多人在這樣說、在這樣寫了嗎？“一過密西西北河，內布拉斯卡便攤開它全部的浩瀚，向你。坦坦蕩蕩的大平原。”“中西部的秋季，是一場彌月不熄的野火，從淺黃到血紅到暗赭到鬱沉沉的濃慄，從愛荷華一直燒到俄亥俄，夜以繼日日以繼夜地維持好幾十郡的燦爛”。詩人能寫出這樣的好句，也許正因為他同時是一位譯家。

句（3）

文藝的世界裡有一個現象：如果有一個人說“東”，往往就有另一個人說“西”，是東是西，要拿出作品來。那個說東的人儘量往東走，最後又向西退回一段路；那個說西的人儘量往西走，最後也向東退回一截。西仍是西，東仍是東，只是東中有了西，西中也有了東。我們的文學語言有過標準與方言之爭，本位與歐化之爭，論戰並未終結，綜合的文體已現。文言與白話之爭也是如此。“一清見底”的白話是一種可愛的風格，但應不是新文學惟一的風格。早期領導白話文學的人對文言深惡痛絕，他們的作品裡如果也有文言的成分，那是因為白話文學尚未成熟，得心不能應手；可是他們的追隨者認為文言並沒有那麼壞，可以做白話文學的養料，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