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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為基礎。

之五：結構與部件之別。解構所指，乃是一個固有的文化結構、系統，而批判所指的乃是文化體系中的某些“部件”。“吃人”的本質、科舉制度、“瞞和騙”、女子“節烈”、“奴才”和“強盜”式的破壞、“看客”心態、愚昧、麻木，都是中國文化已生弊病的“部件”。但從莊子、老子、孔子，從女媧造人、大禹治水到當下的文化之間，則是“典籍…文化…觀念…社會生活”的文化結構。“部件”是一個實體，而“結構”則是一種關係。“部件”是死的，它是既定的文化結論，它是文化樹上的“果”；而“結構”是活的，它是一種機制，具有生長性，具有同化力，它是產生“果”的“樹”。解構以文化的結構作為批評物件，《故事新編》即是對中國文化的　“典籍…文化…觀念…社會生活”這樣一個固定結構的拆解，透過打斷其中某個環節而使舊文化失去生命力。

之六：否定與雙重否定之別。批判是從批判物件的外部尋找力量進行的，其引用的批評資源在批判物件的外部，因而它所發起的可以是純粹的否定。而解構雖然致力於物件的“垮塌”，但卻是在承認物件本身存在的前提下進行的，它首先面對一個結構，然後才進行拆解，拆解過程必須依賴物件本身的矛盾才能進行。因此，它本質上進行的是雙重否定，不但對物件本身否定，而且對物件與現實的關係也進行了否定。

第四節 魯迅文化批評的三個層次

關於魯迅思想的內涵、結構、發展變化、源泉等，很多評論家都有精到的論述，為我們深入認識和理解魯迅提供了多種有價值的視角。但在這些研究中，大多專注於魯迅思想本身的研究，而對魯迅如何以其思想為武器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批判卻很少有清醒的認識。

著名學者汪暉在《反抗絕望》一書中，就著重分析了魯迅的思想結構。他認為魯迅是“用複雜的、矛盾的、悖論式的方式把握了複雜的、矛盾的、悖論的世界，達到地極其深刻的境地。”因此，作者在書中對魯迅思想的分析也“並不是試圖尋找某種統一性，也不試圖以作家的一種意圖、一種任務去把握魯迅和他的藝術世界。”在汪暉看來，魯迅的精神結構充滿矛盾，具有一種“歷史中間物”的典型特徵。客觀地說，汪暉對魯迅的思想結構的認識是很深刻的，也是十分精到的，它對於我們理解魯迅思想全貌大有裨益。但我們也要看到，汪暉告訴我們的似乎是一個“靜態”的魯迅，他把魯迅當作一個客觀存在之物進行“橫向”式的解剖，並沒有揭示出魯迅思想在向中國傳統文化挑戰的過程中體現出的發展變化。他看到魯迅思想的矛盾性是不錯的，但僅僅如此還不夠，如果更深入一步就會發現，在看似矛盾的表面，魯迅思想仍有著內在的“同一性”的。一方面，人的思維方式天生具有整合能力與傾向，本身就有對世界的理解向“同一性”歸併的傾向，除非一些思想發展無法走向成熟的一部分人，都會形成自己的整體觀。另一方面，很多情況下，人的思想確實是矛盾的，但這種矛盾多數表現在時間之中而不是空間之內。就魯迅的思想矛盾而言，如一方面強調“立人”，另一方面又“排眾人”，其實是統一於魯迅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批判之中的。魯迅思想是體現在不同時期的思想，魯迅思想是一個過程，統一於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批判之中。

著名學者、散文家林非在《魯迅和中國文化》一書中，系統而深入地論述了魯迅與中國傳統文化整體及諸元素的關係，專題論述了魯迅與啟蒙主義思想、“人”的命題、國民性問題、新文化建設問題等。他認為，魯迅“對於表現在中國的許多書籍、繪畫、建築裡面，以及滲透於社會生活每個角落中間的這種思想文化狀態，透過自己異常獨特的觀察、感受和理解之後，竟作出瞭如此振盪心絃和驚世駭俗的宏觀性結論，認為‘所謂中國的文明者，其實不過是安排給闊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林非正是以此作為對魯迅思想的論述的基礎，從而對魯迅思想各個方面進行論述。林非的論述也是將魯迅思想作“空間”上的把握，對魯迅思想時間性的變化注意不夠。

著名魯迅研究專家王富仁教授在長文《魯迅與中國文化》中，較主動地注意到思想的歷時性與共時性問題。在文中，他對魯迅思想“在歷史敘述的同時進行共時性關係的考察”，認為這樣“才能較為深刻地感受並認識魯迅思想產生的意義和價值，以及它在中國現當代文化中所能夠發揮的具體歷史作用。”可以說，王富仁透過對思想文化的共時性與歷時性的注意，對中國傳統文化在中國現代的表現情況分析得較為徹底，富於見地。但可惜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