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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吶喊》、《彷徨》，再到大量雜文、雜感、論爭，最後再到《故事新編》，是魯迅圍繞中國的思想、文化、政治等問題所進行的創作，作品所注重的是對中國思想、文化的批評價值。二是《野草》、《朝花夕拾》、《兩地書》和大量書信。作品主要體現的是作家的性情或情懷，作品功能是向內的，帶有個人的印記或出於個人的實用功能，突出的是作者個人本身的情感價值。三是《中國小說史略》、《中國漢文學史》等學術專著，雖然也注重對中國文化的批評與建設的價值，但它畢竟是學術專著，進行的是學術建設，是比文化建設更加具體的工作，受眾並不是普通讀者，注重的主要還是學術性價值。

在這三部分中，對中國文化所進行的批評產生的影響最大，也最為評論家所注意。在中國傳統文化基礎上進行新文化的建設，使魯迅創作了長篇文言論文；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整體功能的批判，使魯迅創作了《吶喊》、《彷徨》；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細部進行具體的批判，則使魯迅寫作了大量的雜文；而《故事新編》則是魯迅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整體解構而產生的作品。

完全可以這樣認為：《故事新編》是魯迅晚年向中國傳統文化擲出的最後、最致命的一杆標槍。

批判與解構比較

批判與解構，作為魯迅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兩種批評方式，具有同一性，即它們都是魯迅用以批評中國傳統文化的策略與手段。

從《吶喊》、《彷徨》，到大量的雜文，再到《故事新編》，它們因為對中國文化的批評而有著內在的一致性。它們共同成為魯迅干預中國文化發展的手段，成為魯迅“掃蕩”舊文化所進行的努力的結果。儘管在《故事新編》中我們看到的是古人、神仙，而小說中看到的是現代社會，但它們只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在不同時空中的表現。儘管《故事新編》是鮮活的人物形象，而雜文中是大量的嚴謹的推理，但它們都深入到中國傳統文化的邏輯之中進行的文化批判。儘管《故事新編》與魯迅早期文言論文形制上完全不同，但它們卻都有著重建中國新文化的願望與努力。

不同也是明顯的。解構與批判的差異，主要在以下幾方面。

之一：重估與否定之別。批判是鮮明的否定，在魯迅的雜文與小說中，作者塑造鮮明的形象、進行辛辣的諷刺、展開嚴密的分析推理，無不使讀者從文字中得到一個單一的結論：對物件的否定。解構則是從舊文化中釋放出新的意義，是多重意義的混合，是重估。《故事新編》八篇，都有舊的文字可供對照，舊文字有著既定的意義生成方向；而魯迅的“新編”文字，則在舊文體之外，賦予了新的意義與價值。如首陽山上的兩位老朽，“餓死”的意義與舊文字已經完全兩樣。因此，“新編”不僅是舊文字既定價值的否定，更主要的是對舊文字的價值進行了重估。

之二：外部與內部之別。批判是從事物外部進行的否定，它用西方現代理性這一套新的價值理論體系對中國傳統舊文化進行評述，這樣的批評，雖然可以自圓其說，卻也難免自說自話，否定了舊物，舊物卻也往往並不服氣。解構是從舊事物內部進行的，深入到舊物內部的邏輯之中，運用它自己的矛盾否定自己。莊子的起死，就是莊子哲學對自己的嘲弄。面對中國傳統文化這座千年古塔，如果說批判是從外部糾集力量進行“推倒”，那麼解構則是拆解了古塔樑柱之間的鉚榫，使之自行“垮塌”。

之三：徹底與不夠徹底之別。一方面，“解構之所以有力，就在於它總是在對方的邏輯中來解構，植根於對方或者生長於文字自身不可避免的矛盾結構中”（陳曉明P6）；另一方面，魯迅的雜文、小說是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表現形態的批判，所針對的乃是中國傳統文化的“行營”，是中國傳統文化浸透下的現實生活表現形態；而《故事新編》則是對中國文化源頭髮起的轟炸，所攻擊的乃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大本營”，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根本性、基礎性的東西。因此，在批評的效果上，解構比一般的理性批判更加徹底，更具有感染力與信服力。

之四：讀者參與與否之別。批判的形成，就在文字本身即可完成。從一篇雜文中，你可以清楚地知道作者所讚揚或否定的內容，因為作者總是使自己的觀點最清晰明瞭地表達出來，使讀者信服。而解構不同，它是以“舊文字”為前提的，需要讀者的參與。讀《補天》若不知《尚書》，是無法懂得作者的真正意圖的；讀《奔月》而不知“后羿射日”，也就不理解作品主旨所在。在解構文字中，至少有兩種文字，這就需要讀者的事先參與，並以對“舊文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