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部分(第2/4 頁)

窮奇、阿金嫂等的偶然出現改變了故事的發展結果，從而將伯夷、叔齊餓死一事所寄寓的“忠”“仁”精神和崇高感得以徹底消解。

E、對《道德經》的解構。在中國傳統文化典籍中，《道德經》一直被置於很高的位置，它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發展，特別是“道”文化的發展起著重要作用，被道家奉為最高經典。而老子為孔子師、老子出關著書這些典故，也早已成為文化常識。魯迅在《出關》中，在基本不逾越歷史傳說的基礎上，將老子的“出關”寫成了“孔以柔進取，老以柔退走，”所以“加以漫畫化，送他出了關，毫不可惜。”（魯迅《〈出關〉的關》）魯迅把老子著《道德經》的過程描述成人生敗走中的著述，換取的是“一包鹽，一包胡麻，十五個餑餑”。同時，又以很油滑的筆法敘述老子創作過程的偶然，使得《道德經》作為中國文化典籍的地位得到懷疑，從而實現了對《道德經》的解構。

F、對孟子關於“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的解構。中國傳統文化以儒家為宗，歷來有抑墨揚儒的傾向，墨子的實幹、兼愛、非攻思想不受重視。特別是儒家思想在政治生活中占主導地位後，墨子的主張更是得不到張揚，孟子甚至還將墨子之兼愛與孔子之“仁義”對立起來。《孟子。滕文公下》曰：“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皰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魯迅在《非攻》中塑造一個實幹的、為著兼愛的理想而奔走的墨子形象，正是對以儒家思想為主導的中國傳統文化的重構。

G、對儒家“溫、良、恭、儉、讓”中庸思想的解構。“溫、良、恭、儉、讓”是儒家思想所倡導的美德。《論語。學而》中有一節：“子禽問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然而，正是由於這種中庸的順民心態，使統治者對民眾進行著更專制的統治。魯迅歷來反對這種順民心態，相反，他主張“復仇”思想，他說會稽“乃報仇雪恨之鄉；非藏汙納垢之地”，對復仇觀念充滿積極的肯定。他說：“不知道我的性質特別壞，還是脫不出往昔的環境的影響之故，我總覺得復仇是不足為奇的”，“有時也覺得寬恕是美德，但立刻也疑心這話是怯漢所創造，因為他沒有報復的勇氣；或者倒是卑怯的壞人所創造，因為他貽害於人而怕人來報復，便騙以寬恕的美名。”《鑄劍》所表達的正是作者對儒家“溫、良、恭、儉、讓”的中庸思想的否定，他透過對《吳越春秋》《列異傳》等典籍中眉間尺復仇故事的重現，讓讀者重新認識了中國傳統文化中，並不全是“溫、良、恭、儉、讓”式的中庸士子，本來也有充滿血性的“復仇”精神，從而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了重構。

H、對莊子“無是非”觀的解構。中國人思維習慣中常常有一種凡事“差不多”的模糊性特點，這是魯迅曾經在小說《端午節》中批判過的。這種“差不多”的文化性格，流毒很深，常常使國人不辨是非，不分敵我，缺少正義感與責任感。對此，魯迅是清醒的。這種無是非觀的思想，其最早的來源當屬莊子思想。《莊子。齊物論》內篇中有一段：“物無非彼，物無非是。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說也，雖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於天，亦因是也。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莊子。齊物論》中還有一則“莊周夢蝶”的典故：“昔者莊周夢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蓬蓬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為蝴蝶與，蝴蝶之夢為周與？周與蝴蝶，則必有分矣。此之為物化。”這些本來充滿樸素辯證思維的論述，在中國文化中歷來被讀成“不辨是非”的思想。魯迅則是從解讀《莊子》本身來否定莊子的這一思想。他借用了《莊子。至氏》中莊子起髑髏之死一事，從“舊文字”結束的地方開始，進行虛構發揮，使莊子本身陷入自己思想造成的尷尬境地，從而產生對莊子“無是非觀”的強大解構效應。

整體：解構中國傳統文化

從單篇看，《故事新編》每一篇都是對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某一個“點”進行的解構，它依賴“舊文字”進行。但從整體看，由於魯迅所抓住的這些解構物件，在中國傳統文化中處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