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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新編》八篇，每篇都對中國傳統文化典籍中的某些思想或觀念進行了解構。這些典籍作為“不在場”的“舊文字”，參與了《故事新編》的解構活動。如果沒有這些典籍在場，對《故事新編》的理解將無法進行。

據《〈故事新編〉研究資料》的收集整理，《故事新編》涉及的“舊文字”達二十餘種，包括《山海經》、《國語》、《列子》、《淮南子》、《太平御覽》、《博物志》、《史記》、《楚辭》、《孟子》、《尚書》、《論語》、《韓非子》、《莊子》、《呂氏春秋》、《列士傳》、《古史考》、《水經注》、《吳越春秋》、《越絕書》、《孝子傳》、《列異傳》《搜神記》、《神仙傳》、《墨子》、《戰國策》等。對於這些“舊文字”，　作者在序言中說是“有時雖然有一點舊書上的根據，有時卻不免信口開河。”但我們細讀就會發現，魯迅並不是簡單地停留於“有一點舊書上的根據”，除了少數以這些典籍的記載為細節的來源外，更多的主要的是在小說的主題上與這些典籍中的某些文字形成差異。也就是說，小說創作的主題，是向我們提供了與中國傳統文化對“舊文字”解讀得出的思想觀點不一樣的結論，在中國傳統文化對這些典籍的已經固化的理解之外有了新的理解，開啟了新的窗戶，即：對“舊文字”進行了解構。

這裡，我不妨就主要的解構物件進行如下列舉：

A、對“女媧造人”“人分貴賤”之說的解構。女媧造人，在《列子》《淮南子》等典籍中多有記載。《列子》記載：“昔者，女媧氏煉五色石以補其闕，斷鰲之足以立四極。”這些記載只是不帶感*彩的客觀敘述。但到了漢朝的《太平御覽》，女媧造人的傳說則被統治者賦予了強烈的意識形態，該書記載為：“俗說：天地開闢，末有人民；女媧摶黃土作人，劇務，力不暇供，用引繩於泥中，舉以為人。故富貴者黃土人也；貧賤凡庸者（絲旁亙）人也”。在《補天》一篇中，魯迅將女媧造人的過程進行了形象重現，意在將其重新解讀成弗洛伊德的*轉化為創造力的故事（雖然看上去並沒有完全達到目的），打破這些典籍中的“女媧造人”傳說中原有的“人分貴賤”的價值傾向，使之呈現為多種解釋的可能。

B、對《國語》《尚書》的嚴肅性、權威性的解構。《國語》《尚書》作為儒家經典，歷來具有不可挑戰的權威性，其行文風格周正，語言精簡而準，具有神聖的嚴肅性。在《補天》《理水》《采薇》等篇目中，魯迅借用了其中的語言來描述當時的情況，使《國語》《尚書》在小說中從滑稽的場面或人物口中出現，從而使其神聖的光環立即熄滅。如，《國語。周語》中有一段話是這樣描述的：“昔共工棄此道也，虞於湛樂，淫失其身，欲雍防百川，墮高堙（廣下卑），以害天下。皇天弗福，庶民弗助，禍亂並興，共工用滅。”而在《補天》中，魯迅則讓那些人用《尚書》體語言各說各話。其中一段是：“嗚呼，天降喪。顓頊不道，抗我後，我後躬行天討，戰於郊，天不佑德，我師反走，我後爰以厥不周之山，折天柱，絕地維，我後亦殂落……”另一段則出自戰爭的另一方，說的是：“裸裎淫佚，失德蔑禮敗度，禽獸行。國有常刑，惟禁！”相反態度的描述，得出幾乎完全相反的言辭，從而使《尚書》本身所帶的那種嚴肅性、可信性得到極大瓦解。

C、《奔月》、《理水》、《鑄劍》則用日常生活的偶然性和瑣碎性來解構重大主題的傳說。這三個故事，作者基本沒有脫離“舊文字”的框架。但是，卻加入了偶然性和瑣碎的細節去沖淡舊文字的固有的神聖氣氛。后羿貴為英雄，也要受庸俗的妻子的煩憂和生活拮据的奔波。嫦娥奔月，並非一個美好傳說，而是一個無法忍受窮困的婦人拋棄丈夫的故事；禹是在各種無聊的事和無聊的人的包圍中出現的，並最終又陷入這樣的包圍之中去的英雄；眉間尺的復仇充滿偶然性……

D、對伯夷、叔齊之仁的解構。關於伯夷、叔齊的故事，在被儒家奉為圭臬的典籍《論語》中有一段記載。子貢問孔子：“伯夷叔齊，何人也？”孔子回答說；他們是“古之賢人”、“求仁得仁，又何怨？”而《史記。伯夷列傳》也有一段記載：“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遂餓死於首陽山。”伯夷、叔齊之仁，歷來作為儒家教育後人“忠”與“仁”的典範，具有不可置疑的神聖性。可魯迅在《采薇》中，在保持整個故事的框架沒有改變的情況下，用豐富的故事細節，將伯夷、叔齊餓死首陽山的“聖蹟”詮釋成一系列偶然性的結果。比如華山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