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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思想”的層級位置，因此，其解構的意義就不僅停留在對具體思想與理論的否定、懷疑與重估上。“核心思想”在文化層級中的決定性、全域性性作用表明，對某些“核心思想”的否定，能起到對整個文化古塔進行顛覆的效果。對“女媧造人”“人分貴賤”的解構，實際上顛覆的是整個中國舊社會的統治秩序與合法性。在新的理解下，所謂“貴賤”，不再是人與人之間的天然的關係，而是後天社會強加的關係，其實質乃是一種殘酷的統治行為。對《國語》《尚書》等經典的嚴肅性、權威性的解構，對伯夷、叔齊之仁的解構等，使人們對一貫不敢置疑的儒家經典產生了信念的動搖，其“正統”地位不再鞏固，人們的思想得到極大的解放：原來儒家思想，也不過一“家”之言。對《道德經》的解構，對莊子“無是非”觀的解構，對儒家“溫、良、恭、儉、讓”中庸思想的解構，對孟子關於“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的解構，都有一種對中國傳統思想文化重新審視、重新進行價值評估的意義，不但企圖從中剝離出一些腐朽的文化元素，還企圖在中國傳統文化中重新加入一些有生命力的新的文化元素，從而達到構建新文化的目的。

因此，我們說，《故事新編》從“神話、傳說與史實”等具體典籍的解構入手，實際利劍所指向的乃是中國傳統文化整體。這種解構中，既有徹底的否定，也有懷疑、重估和建設。魯迅所進行的，就是從這些“舊文字”中釋放出新的能量，企圖撬開中國傳統文化早已“板結”的土地，讓中國傳統文化在改造中重新煥發出新的生機。

實質：打破“權力…知識”結構關係

西方現代哲學家福柯曾經在對現代社會進行批判時指出過，現代社會和啟蒙前社會一樣，“仍是一個以管制和控制為唯一目標的規訓社會。”所謂規訓，就是指透過紀律、訓練、懲罰等技術方法或手段，產生服從社會規範的馴服的肉體。福柯對監獄、性、知識話語進行了分析，指出了它們作為“規訓”的技術來達到控制的目的。他認為，監獄、性、知識話語透過貫穿其中的“權力”對人實施規訓。這種權力並不是通常政治學意義上的在一個國家裡保證公民服從的一系列機構與機器的政權，而是權力的“最終形式”。他把“權力”視為一張廣泛存在的、普遍發揮作用的關係之網，存在於“任意兩點之間”，廣泛意義上存在於統治者與被統治者，家庭、學校、團體之中，它就像一架包羅永珍的機器，任何人都無法逃脫它。福柯說，“人類科學生產出的知識和真理在某個層次上是與權力聯絡在一起的，因為這與它們被用以約束和規範個人的方式息息相關。”“知識在某種意義上批准了權力的行使，並使其合法化。”而權力的行使也不斷創造知識，知識反過來又以鞏固權力。權力與知識就這樣形成一個整體，對人進行“規訓”。　（福柯十講P95）

福柯的“權力…知識”命題，打破了長期以來我們認為“最不可置疑的兩個觀念：其一，人們可以客觀以遴選出真理；其二，知識是獨立於權力而存在的。”（福柯十講P94）這一命題，讓我們重新認識了知識的統治本質。福柯曾在《瘋癲與文明》一書中，用“知識考古學”的方法，對“瘋癲”進行分析，認為“瘋癲”並不存在，乃是現代科學（現代醫學）製造出來的。

我們用福柯“權力…知識”理論再看中國傳統文化。魯迅讓狂人從滿紙仁義道德的書中看到了“吃人”的本質，其實乃是魯迅看清了中國傳統文化中“仁義道德”與權力的結合。中國傳統文化正是知識與統治權力結合的產物，因此，它本身的知識，包括儒、道、釋各家思想，就不再是客觀的真理，它的解釋權在權力擁有者，它的背後是統治階段對民眾“規訓”的企圖。中國傳統文化的發展過程，其實也是被統治者不斷註釋，並逐步捆綁上統治者意圖的過程。這種被權力浸透的知識，反過來又為統治者的權力辯護，解釋和論證中國舊社會統治者的統治合法性。知識與權力的牢固結合，使中國社會完全陷入了僵化之中，整個社會變成了一個等待死亡的“鐵屋子”。

魯迅透過《故事新編》對中國傳統文化典籍進行的解構，使典籍的意義重新以多種理解的可能性呈現在人們面前，就是企圖將舊典籍與統治者權力緊密結合的結構打破，使“權力…知識”的緊密結合產生裂縫，從一體化中得以分解開來，從而使統治者的合法性遭到削弱與否定。統治者在“女媧造人”傳說中，將“人分貴賤”的意義附著上去，使“女媧造人”成為統治者的權力工具。而魯迅則用弗洛伊德的創造性來源說重新賦予“女媧造人”以新的意義，讓“女媧造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