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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之，不可使知之”。專制的統治者需要神聖的東西，以威嚇民眾，展示自己的不可冒犯。而民眾卻無法脫離日常生活，柴米油鹽、飲食男女，生活才得以繼續。於是，世界就在我們面前分成了兩部分：一部分是神聖的、莊嚴的、崇高的、不可靠近的、遠離塵世的；另一部分則是庸常的、形而下的、日常生活的、世俗的、玩世不恭的、嬉戲的。自古以來如此。中國的官與民、君與臣、廟堂之高與江湖之遠、正統文化與民間文化、詩詞曲賦與彈詞小說、宮廷建築與世俗民居，各沿著自己的方向前行，使中國文化整體上呈現二元對立結構。即使進入當代社會，這種二元對立結構還是沒有變，只是換了主人，變成城與鄉、工人階級與農民階級。我家鄉的老百姓有一句常掛在嘴邊的話：你當你的官，我打我的磚。此語飽含了對統治者的蔑視，也表達了普通民眾對日常生活無奈的沉醉。

魯迅眼中的世界更是清晰地分成對立的兩個部分：友與仇、人與獸、黑與白。他將中國的歷史分為兩種：做穩了奴隸的時代和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這是就“民”的一方面講的。倘要從“官”的一面來說，整個中國的歷史就只有一個時代，那就是“官本位”的時代，而且從來沒有改變過。夏商周，秦漢晉，隋唐宋，元明清，不知趕走了多少“官”，後面上來的，卻依然還是官。官與民，廟堂與江湖，永遠是對立的世界。

中國傳統文化本質上是屬於統治者的文化。它總是非常樂意地將自己裝扮成神聖不可接近的“神”，將民間的、日常生活的文化踏在腳底下。

改朝換代了多少，孔夫子的牌位總是高高在上，沒有哪個弟子曾敢僭越。老夫子本人還親口說過君子不應該關心農事一類的話，言下之意，農事應是“小人”所關心的。他要的就是使中國的文化遠離日常生活、遠離普通民眾，使文化成為“神”，端著高高在上的架子，給人威嚴，使中國的文化永遠是統治者的工具，不是民眾的生活需求。

可是，一個體格健壯的文化又怎麼能離開日常生活的根呢？文化本身來源於日常生活，以日常生活為土壤。離開日常生活的文化必然走向沒落與腐朽。進入近代以來，中國傳統文化日顯僵化，正是它有意脫離民眾日常生活的結果。越是脫離日常生活，文化越是蒼白虛弱；越是蒼白虛弱，文化就越加不敢面對日常生活，越加有意遠離民眾。這樣，文化漸漸變成少數人自娛自樂的遊戲，變成了壓迫與欺騙民眾、“規訓”民眾的工具，變得虛偽狂妄、反動與僵化。

權威為維護自己既定的威嚴，總是希望讓民眾放棄來自日常生活的判斷，這樣，民眾才能聽從於它無形魔棒的指揮。而清醒的人們總是從日常生活出發進行判斷，因為，任何真理都必須經受日常生活的檢驗。否則，越是看似高深莫測，就越是裝神弄鬼的東西。

偏偏，中國的多數民眾甘願受制於這種裝神弄鬼的把戲，在權威的鼓動下放棄來自日常生活的判斷，而屈從於高深莫名的威嚴。

而魯迅不。他要讓真理與謬誤重新迴歸到日常生活，讓日常生活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神性”的泥沼。

對中國傳統文化失去希望的魯迅，要扒下的正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這張虛假面具，將那些擺放在聖壇上的器具扔到日常生活之中，讓陽光的照妖鏡還原出它的邪惡本質，祛除它的鬼魅氣息——

女媧造人，將人看作是上天的造作，是奠定中國傳統文化中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的重要邏輯基礎。正是在“人乃神造”的掩蓋下，中國傳統文化的各種騙人的把戲才大行其道，讓民眾昏昏然沉睡，變成了麻痺神經的細腰蜂的毒針。

如何打破這一謊言？在《補天》這裡，魯迅並不是簡單地來否定女媧造人，而用了弗洛伊德的“性苦悶說”來解釋人的創造。這樣，人不再是神造的，而是我們日常生活中常常面對的“*”的自然產物，這樣產生出來的人，它本身並非完美。而性，並不是如舊文化的衛道者們眼中所認為的齷齪與骯髒。

甚至，女媧之所以造人，根本就是無意的，我們看：

“（女媧）從來沒有這樣的無聊過……走到海邊，全身的曲線都消融在淡玫瑰似的光海里，直到身中央才濃成一段純白。波濤都驚異，起伏得很有秩序了，然而浪花濺在伊身上。這純白的影子在海水裡動搖，彷彿全體都正在四面八方的迸散。但伊自己並沒有見，只是不由的跪下一足，伸手掬起帶水的軟泥來，同時又揉捏幾回，便有一個和自己差不多的小東西在兩手裡……伊固然以為是自己做的，但也疑心這東西就白薯似的原在泥土裡，禁不住很詫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