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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想文化。由此可見，“油滑”在創作初期並非作者的有意為之。相反，正如魯迅從來就將文藝當作改造國民性的工具一樣，魯迅也是將小說作為自己改造中國傳統文化的工具的，他的小說承載著批判中國傳統文化的重大主題。就這一點而言，《故事新編》與《吶喊》、《彷徨》是內在地一脈相承的。隨後創作的《故事新編》其它作品，雖然有了“油滑”的出現，但作者的那種實現“宏大的結構”的追求還是一以貫之的。

這就進入了第二階段，魯迅不自覺地陷入了“油滑”，對“油滑”是“很不滿”。

在具體事情上，魯迅陷入“油滑”是由於看了有人“對於汪靜之君的《蕙的風》的批評。”但從魯迅的個性特點上看，這種對製造“宏大的結構”的中斷又是必然的。

魯迅是個有著強烈的現實關懷的人，這種強烈的現實關懷，使得他不可能像胡適他們一樣坐在書齋中做學問，甚至也使得他難以從容地在文學上發展純粹的藝術。我們常常看到魯迅在文學創作過程中，為荒唐乖戾的時事所激發的干預熱情所打斷。很多論家都已論及，他本可能創造更多的文學形象，可以寫作完成他已設想好的表現近代以來四代知識分子命運的長篇小說《四代》。可是，他放不下手中直接干預現實的筆，花費大量時間與精力去寫作了大量的雜文。這種干預現實的熱情對創作的打斷，在《故事新編》創作之初又一次出現。他說：“不記得怎麼一來，中途停了筆，去看日報了。”其實，他不是停了筆，而是停了“用西方啟蒙思想注入中國傳統文化思想”來創作小說、製作“宏大的結構”作品的思路，轉而增加了對現實社會批判的內容到小說中來。

魯迅陷入“油滑”是“止不住”的。這反映了他“油滑”的不自覺。可不自覺並不是偶然，偏偏卻是魯迅作為創作主體的內在狀態的一種必然流露。

儘管魯迅不自覺地在創作中有了“油滑”，但魯迅對“油滑”的價值並沒有足夠的認識，反而覺得這和自己的初衷“認真”地創造“宏大的結構”相違背了。因此，他對自己“很不滿”，認為“油滑是創作的大敵。”這種不滿的一個直接後果就是將《不周山》附在《吶喊》的卷末，“算是一個開始，也就是一個收場。”

如果再聯絡魯迅當時創作《吶喊》中的其它篇章就知道，在魯迅看來，《吶喊》才是真正“認真”的作品。相對於《狂人日記》之類從“現代採取題材”的作品來說，《不周山》不過是“遊戲之作。”而這時期的魯迅對自己創作的期望是“吶喊”式的，是抱著“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作為創作目的的，因此才會“不滿意”，才會視“油滑”為“創作的大敵”。這也反映了魯迅對小說認識與教化功能的期望。

第三階段是魯迅對“油滑”價值的悄然覺醒。這個過程是喜劇性的，而且是“悄然”、“隱形”地進行的，所以常常不為評論家所注意。批評家成仿吾“只推《不周山》為佳作”而砍掉《吶喊》其它篇章，看似受到魯迅的反對，其實卻激發了魯迅在內心對“油滑”進行重新認識。

由於成仿吾的推崇，魯迅猛然覺察到了《不周山》與《吶喊》完全不同的價值，認識到《不周山》的獨特性。其一，“當《吶喊》印行第二版時，即將這一篇刪除”，這與當時的態度“算是一個開始，也就是一個收場”發生了變化；其二，刪除的原因，是因為成仿吾並沒有讀懂《不周山》的真正價值，而魯迅則“自家有病自家知”，認為“不周山的後半是很草率的，決不能稱為佳作。”其刪除的原因，並不是因為作品的“油滑”。

由對“油滑”不滿、因為“油滑”而準備“收場”，到因為“後半部分很草率”而“刪除”《不周山》，這一過程，正是魯迅內心對“油滑”的價值由徹底否定到悄然覺醒的過程。之所以說“悄然”，乃是因為魯迅自己也沒有透過語言承認過。

第四階段是魯迅對“油滑”的價值完全覺醒階段，認為因“油滑”而“沒有將古人寫得更死”。

1926年，魯迅相對遠離了政治中心從北京來到廈門，這讓他有了足夠的從容延續自己的寫作理想，重新開啟了原計劃“收場”的採取“古代題材”作短篇小說的計劃。這時魯迅對於“油滑”的態度已經發生了根本的變化。他先是“仍舊拾取古代的傳說之類，預備足成八則《故事新編》”；最後是“總算編成了一本書。”這些，都體現了魯迅是有意識、有計劃的創作。他對自己作品中的“油滑之處”也不再是“不滿”了，而是解釋和開脫，他說，“因為自己的對於古人，不及對於今人的誠敬，所以仍不免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