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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先看看魯迅如何刻畫孔子這個傳統文化中的聖人形象及其思想的。一方面，魯迅在《補天》和《鑄劍》中，有意穿插了嘲弄孔子所推崇的《尚書》等經典，批判了國民“溫、良、恭、儉、讓”性格。另一方面，魯迅又在《出關》中，對孔子形象進行的重新塑造。在《莊子。天運》中，詳細記載了孔子向老子問學的前後兩段對話：

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將何規哉？”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見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予口張而不能協（？），予又何規老聃哉！”

。。。。。。孔子不出，三月，復見曰：“丘得之矣。烏鵲孺，魚傅沫，紀要者化，有弟而兄啼。久矣夫，丘不與化為人；不與化為人，安能化人！”老子曰：“可，丘得之矣！”

在這個“舊文字”中，作者只是表現孔子與老子在思想上的關聯，基本上沒有涉及兩人的個人性格問題。但到了魯迅的《出關》重寫的這段對話中，作者透過大量的語言、神態、動作的描寫，人物的性格豐滿了，一個表面謙恭內心卻深諳城府的孔子形象躍然紙上。顯然，作者是在《莊子。天運》等“舊文字”的基礎上，有目的地在故事的空白處填入了細節，透過這些細節的傾向來表現人物性格，使這裡的孔子形象與中國傳統文化對孔子的無限崇拜形成鮮明對比。

老子之學，“以自隱無名為務。”他踐行自己的思想，遠離孔子，自走流沙，頗有徇道精神；但《出關》中的他卻不得不受關尹喜的強留，遭遇很多在他看來無意義的瑣事。伯夷、叔齊是要以身成仁才避無禮而采薇野地，可也無法不面對小窮奇、阿金嫂之類煩事。莊子出於好意為髑髏起死，卻不料招來索要衣服、巡警等一系列麻煩，最終落得個落荒而逃。這樣一些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先師，在這些日常生活瑣事的觀照下，人物身上那些長期以來形成的高遠、神聖的“光環”就不復存在了，他們在魯迅的筆下成了再平常不過的凡人。神聖性就這樣被解構了。

縱觀以上，我們看到，將日常生活加入到“舊文字”當中，將“故事”進行“新編”，起到了兩方面的作用：一是將神聖崇高的東西拖入日常生活之中，改變語境，使這些在舊文化中崇高的形象在日常生活中顯出苟且猥瑣的原形，解構了舊文字的“知識—權力”結構。二是從空白處填入細節，將人物塑造成與舊文化中不同的人物形象，為中國文化增添新的內涵與元素，起到了重構中國傳統文化的作用。

策略二：沿著舊文化的邏輯軌道前行

西諺雲：上帝要他滅亡，必先讓他瘋狂。其中的道理就是，要讓一事物滅亡，不如讓事物沿著既定的方向加速走向衰亡的終點。

進入二十世紀，中國傳統文化在強勢的西方文化面前，其腐朽、落後、反動性日益顯現出來。魯迅等一批同時代的知識分子清醒地看到了這一點。如何在中國傳統舊文化的基礎上建設新的文化、保證民族的生存與發展，成為自十八世紀中後期的洋務運動直到整個二十世紀最明顯的政治、經濟、文化主題。洋務運動、百日維新、辛亥革命、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中國共產黨的成立、重慶談判、新中國成立和社會主義改造、*、改革開放、加入世貿組織，無不是在西方文化強勢的背景下，中國人民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改造、對中國儲存與發展的道路的選擇與探索，貫穿了中國整個現代化過程。

在這過程中，不同的知識分子從不同角度發揮著自身的作用。有的重在建設，將西方近現代的政治、科技、文藝傳播到中國，讓它在中國的土壤中生根發芽；有的重在從中國傳統文化中挖掘仍有生命力的東西加以改造，以適應形勢之需；有的則對舊文化進行批判與破壞，為建設新文化掃蕩出一片新的天地。

二十世紀初，中國思想文化的天空還一片陰鬱，舊文化的強大存在，並沒給西方現代思想文化留下多大空間。處於這種文化處境下的魯迅，所做的則首先是破壞與掃蕩。

而讓舊文化走向絕路，就是魯迅破壞與掃蕩常用的策略。《故事新編》成了魯迅讓那些早已腐朽的舊文化演繹最後死亡的舞臺。

在舊典籍中，“女媧造人”和“煉五色石補天”是兩個相互獨立的關於女媧的故事。在《補天》中，魯迅從“女媧造人”結束的地方開始，從女媧的視角看中國上古的那一段歷史，體現了歷史的不確定性與歷史觀唸的荒謬性。

女媧造人之後，由於疲勞，她“喘息一回之後，嘆一口氣，兩眼就合上了”。等她再次醒來時，她所造的人已經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