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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總是把自身作為整體程序的一部分對待，把自身納入一個更大的框架之內，而這個框架的最終目標是建構一個全新的東西。德里達的解構起源於對邏各斯中心主義的超越，不管他自己是否有意，這樣的解構最終卻導致形成一個多元的知識體系。魯迅對這些“神話、傳說和史實”的解構，一方面是把它們從“舊文化”日益強化的一元式的解讀中解放出來，就像開啟潘多拉魔盒一樣，在已經固化的舊文化知識系統中引起混亂，對舊文化的專制性質進行了挑戰；另一方面，在解構的過程中，魯迅也有直接的建設，他對新的精神特質進行弘揚，並作為中國傳統文化中缺少的內容加入進來，改變中國傳統文化的內容結構。這主要表現在對墨子實幹精神、大禹的自我犧牲精神和黑衣人復仇精神的肯定等。總之，魯迅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解構，是為了超越中國傳統文化。德里達超越的是邏各斯中心主義，因為他面對的是西方形而上學的傳統；魯迅超越的是中國傳統文化，因為他面對的是西方文化的強勢和中國傳統文化的腐朽。

否定的價值。德里達著作等身，幾乎將西方重要的哲學家批評了個遍。他的工作總是著眼於否定性的批評，透過否定開拓出新的知識的疆域。魯迅一生都是在批評中度過，他的雜文、他的論爭，使他一生的思想籠罩著否定性的氣氛。解構，決定了他們總是從否定既有的事物入手，從既定的秩序中出發。對於既有的知識，他們是否定性的價值。當然，這否定不僅是指簡單的否決，它也包括懷疑和重估。懷疑是還沒到達的否定，而重估則是否定之後，它包含了否定。

無窮的可能。用一個正確的事物代替一個錯誤的事物，這不是解構。解構不是用一物代替另一物，而是指出現存事物的不完全可靠，以解放出更多的可能性，並將這些可能性留給未來。德里達用“延異”解構現象學的“本原”，但延異並不如“本原”一樣為實有之物，它只是一種可能性，事物的一個特點。在未來的時空中，我們可能根據自己的理解在“延異”中填入新的事物，儘管這種新事物也許只能滿足自己的理解。魯迅只是告訴我們，伯夷、叔齊並不如我們之前所詮釋的那樣“忠”、“義”與高尚，他們的事蹟不過是偶然性的產物，所有的“忠”、“義”與高尚，不過是統治者出於鞏固權力的企圖所強加的解釋；上古令人敬畏的、黃金世界般的歷史，也不過是統治者一種自我標榜的書寫，其客觀性並沒有得到認真的驗證，在女媧面前顯得十分渺小。德里達和魯迅只是告訴我們去否定、去懷疑，卻並不告訴我們世界的答案，他們告訴我們世界“並不是這麼回事”，卻並不回答“到底是怎麼回事”，無窮的可能，留給了未來、留給了我們，留給了讀者。

區別之處

儘管如此，魯迅與德里達的區別仍然是明顯的。這些區別同時也是文學解構與哲學解構的區別。

物件不同。德里達緊緊糾纏的是西方哲學的主要問題，晚年也轉而關心政治、法律、倫理等問題。這些哲學問題或從哲學問題引伸出的社會問題，是哲學解構必須面對的課題。而魯迅面對的是中國傳統文化。在體系繁雜的中國傳統文化中，魯迅沒有、也不可能去面面俱到地批評，哪怕是他佔了大量精力去寫作的雜文，也沒有窮盡中國傳統文化的所有問題。他只是抓住文化中的“神話、傳說和史實”進行解構，因為這些“神話、傳說和史實”在中國傳統文化體系中具有“源頭”式的意義，抓住它們，就抓住了問題的關鍵，從而以“四兩撥千斤”之勢對整個中國傳統文化進行顛覆。

手法不同。德里達解構過程是一個哲學思考的過程、運用邏輯思維的過程。面對數千年西方邏各斯中心主義傳統，德里達要從中發現其邏輯漏洞，沒有十分嚴謹的思維是難以達到的，這也就是為什麼德里達的著作十分難懂的原因。他必須首先滲透到西方哲學龐大的物件之中，附著在物件的思維過程之中再進行自己的獨特見地的思考，這樣的行文難免晦澀。作為文學解構，魯迅要用形象的力量達到解構舊文化的目標。而舊文化本身歷來是十分莊嚴、神聖的，魯迅只有採取“反其道而行之”的辦法，用“油滑”對抗神聖、用戲擬對抗莊嚴、用新故事對抗“舊文字”、用生動的日常化的形象對抗乾癟的符號化了的“神話、傳說與史實”，從而完成解構任務。

指向不同。德里達是在哲學的領域進行的學理推演，他要打破的是形而上學的傳統，將人們的認識從既定的西方哲學傳統體系中解放出來，為形成“眾聲喧譁”的無中心的局面作最後的學理準備。而魯迅的文學解構是在用西方理性改造中國舊文化的背景下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