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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出關變得瑣屑、變得無奈、變得滑稽，其本來意義上表現老子踐行自己思想的事件，成為一件日常小事。

此外，作者透過戲擬，在眉間尺復仇的時候，讓他遇上了乾癟臉的少年；在墨子順利完成任務的歸途上，遇上募捐救國隊，“募去了破包袱，到得南關外，又遭著大雨，地城門下想避避雨，被兩個執戈的巡兵趕開了，淋得一身溼，從此鼻子塞了十多天。”在《起死》中，魯迅讓身處春秋的莊子以南北朝的《千字文》和宋朝的《百家姓》內容為咒語，有意模湖歷史的時間；《奔月》中讓古代的人物說起現代文壇上的語言“若以老人自居，是思想的墮落”、“有人說老爺是一個戰士”、“有時看去簡直好像藝術家”等。這些對生活場景或文化環境的摹擬，有意模糊了“神話、傳說與史實”的時間，打破了時間的特定性，改變了事件的特定語境。

第三節 哲學解構與文學解構

第四節 哲學解構與文學解構

文學解構

透過對《故事新編》解構策略與方法的分析，現在，我們有必要再將解構當作一般的思維方法和知識生產方式進行認識。之所以說是一般方式，就是說它可以在不同的思維與藝術領域中以不同的形式存在，它們之間既有著共同的特徵，又有著具體的區別。這樣，我們不妨將解構分成哲學解構、政治解構、文學解構、藝術解構、行為解構等等，它們是解構在不同領域的表現，與不同領域的思維方式相結合而形成。哲學是一切學術的學術，一切思維的思維。同樣，哲學解構在這些解構活動中仍然充當教父一般的角色，它總是為其它領域的解構活動提供更一般的方法。

文學解構，或者說文學式的解構，我認為它首先是發生在文學活動內的，儘管這種活動指向哲學、政治、倫理等領域，它是以“文學形象”為工具的解構活動，這是它與其它解構活動相比最顯著的特點。文學解構不是透過推理，而是藉助於被解構物件固有的資源，深入到文學物件之中，運用文學的修辭方法，透過塑造文學形象，打破文學形象中的“權力…知識”結構，以達到對物件的顛覆。

共同之處

文學與哲學，從來就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絡。莊子、尼采等哲學家的不少作品，本身既是哲學文字，又是十分精彩的文學作品。正是由於哲學的存在，使得文學不至於流於膚淺的表達和沉溺於語言的遊戲。當然，更多的哲學文字是以邏輯推理進行的，與文*用形象完全兩樣。但我們是否可以這樣說：文學是一個可以容納哲學的容器。“可以”表明它們之間不是必須，它們之間可以交叉，也可以並行。形象往往大於思想。文學很多時候像一個精美的容器，它可以盛下哲學、科學、政治、倫理等等。當文學盛下哲學時，文學與哲學就是一個事物。這是一個特例。為了一般意義上的適用，我們只是討論它們在不重疊時候的特點，把它們理解為兩件並行不悖的事物。

解構，不管文學解構還是哲學解構，在我看來，它們至少有以下方面是相同的：

共同的方法。德里達的作品是進行哲學解構的經典文字。德里達的解構主義主要作品《聲音與現象》《書寫與差異》《論文字學》等非常晦澀，加之作者本人並沒有對解構進行直接的概括，其理論只是在解讀其他哲學家的時候表現出來的方法，一般讀者難以望其項背。儘管如此，我們仍可以藉助國內一些學者的研究著作，如陳曉明的《德里達的底線》、朱剛的《本原與延異》等，對解構的特點進行基本的認識。我認為，德里達所進行的哲學解構，不管是對結構主義、現象學還是文字學，在方法上的一個明顯特點就是：深入到所解構的物件之中，運用物件本身的資源實現自我否定。魯迅在《故事新編》中，同樣是深入到中國傳統文化的源頭——“神話、傳說與史實”，運用文學的手法對這些形象重新進行塑造，並在此過程中賦予形象以新的內涵。德里達所運用的是西方形而上學邏輯資源，循著結構主義、現象學本身的邏輯深入進去，發現形而上學本身的矛盾，並將其引伸至其否定性結果。魯迅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批評，運用的是中國傳統文化中固有的這些“神話、傳說和史實”，從這些“神話、傳說和史實”中解放出新的寓意，以顛覆數千年來附著其上的、並日益強化的“權力…知識”結構。

超越的目標。解構本身是破壞式的，德里達破壞的是知識的確定性，魯迅所破壞的是中國強大的傳統文化。但是，這種破壞本身並不是解構的目的，它有著比破壞本身更高的志向與歸詣，有著超越的目標。也就是說，解構是以建構為背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