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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個年頭，但其影響仍在一般青年學生中流傳不息。公車上書、六君子就義等等，仍是學生們經常議論的話題。儘管上海等地鼓吹反清革命的書刊已在流傳，而風氣閉塞的山西，就是在知識分子薈萃的學堂裡，人們的口頭禪仍是“君主立憲”、“變法維新”之類已經過了時的口號。然而，即便這些口號，對閻錫山來說，也是前此未接觸過的東西，因而頗具吸引力。從以後的一些言論中，不難看出，他在政治上曾一度仰慕維新派的主張，比如他多次談到清政府，“當維新而不維新”以致“喪失帝業”。這說明他當時在思想上是主張維新變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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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青年習武　公派留學日本

閻錫山在武備學堂學習的三年，正是清政府為挽救自己的統治實行所謂“新政”的頭三年。學習三年屆滿，又正是清政府增加公派留日學生學習軍事的起始年。從這時起清廷每年派百人左右到日本學習軍事。為了響應這一“新政”舉措，山西巡撫決定在山西武備學堂選拔20名學生赴日學習軍事，其中3名由清朝政府資給公費。選拔工作當然只能以在校成績為依據。經過甄選，入選名單中有閻錫山，而且閻錫山、姚以價、張維清三人為清政府公派的公費留學生。

武備學堂赴日20名學生分別是：閻錫山、張瑜（五臺縣人）、黃國樑（陝西洋縣人）、溫壽泉（洪洞縣人）、喬煦（陽曲縣人）、金鳳巢（山東人）、顧祥麟（江蘇人）、焦滇（忻州人）、張維清（陽曲縣人）、張呈祥（趙城縣人）、王寶善（陽曲縣人）、武滋榮（汾陽縣人）、焦純禮（忻州人）、郭建康、田國琛、李大魁（洪洞縣人）、李偉旃、馬開崧（浙江人）、姚以價（河津縣人）、榮炳（陽曲縣人）、王芝芬。

得悉兒子要負笈東瀛了，閻書堂好生歡喜，而更興奮的是閻錫山的祖父閻青雲，他翻箱倒櫃找出五臺人清代大學問家徐繼畬所著的《瀛寰志略》，要愛孫瀏覽掌握，要求他通曉世界大勢，明瞭時代潮流。

回過家鄉，告別鄰里，再返省城，準備出發之前，山西省巡撫衙門包括巡撫張曾揚、布政司、提法司、提學使和一名道臺所謂五大憲（撫臺、藩臺、臬臺、學臺、道臺）一概到場，召見這20名赴日留學生，並向他們諄諄訓誡，滿堂灌輸一些效清忠君的話，大意是：“朝廷資送你們留學日本，你們就應該專心學習，以圖報效。千萬不可接近大逆不道的革命黨人，聽信邪說，誤入歧途！”　並對革命領袖孫中山大肆詆譭。

可是具有諷刺意義的是，當閻錫山到了日本以後，很快就走上了與五大憲訓示相反的道路。

閻錫山一行由候補知事吳春康充任監督帶領，從太原起身，途經石家莊、北京、天津，坐過正太、平漢、北寧三條鐵路線的火車，在天津登上日本輪船，負笈遠遊。沿途所見所聞，使他感慨萬千，他不時點頭感嘆：

人家船上的員工做甚務甚，謙虛和藹，人少事理，與我們中國人的做甚不務甚，驕橫傲慢，人多事廢，顯然是一個進步與落後的對照。

所以，當他抵達日本之初，腦海中便經常縈繞著這樣一個問題：為什麼日本國小而強，中國國大而弱。以後日久，他從書刊上看到有關報道清政府愚腐的事情漸漸多了，才深深感到清廷*無能，委實誤國太甚。

閻錫山抵日本未幾，日俄戰爭爆發，兩國為爭奪在中國東北權益，竟在中國領土上開戰，清廷反而靦顏宣告中立。這一樁大事，給留日中國學生很大的刺激。有一天，閻錫山翻閱保皇黨人康有為、梁啟超等在日本創刊的《中國魂》，他看了又看，從康梁等人的盡情揭發中，他徹底知曉了清廷的無可救藥。但是他對康梁一派提出的救國主張，卻認為“斷難有望”，於是他憤憤然將保皇黨編印的書刊，往字紙簍裡一丟，說：

“保皇黨怎麼能救中國！”

從這一剎那開始，閻錫山的思想發生了很大變化，他出國前所謂五大憲千叮萬囑的“千萬不可接近革命黨人”的告誡，早已拋到九霄雲外，他立定志向，決心投身推翻清朝*政府的行列。

對於這段經歷，閻錫山以後仍記憶猶新，他在1956年撰寫的*中作了如下記述：

至日本之初，雖對日本何以國小而強，中國何以國大而弱，不斷在腦中縈迴，然因臨行時清官吏之言猶在耳，仍存心拒與革命黨人往來。但逐漸由所聽到的話與所看到的書中，感到清政府誤國太甚，特別是有一天偶爾翻閱保皇黨書刊之《中國魂》，益諗知清廷之*無能，清官吏所吩咐千萬不可接近革命黨人的話，至是在我腦中全部消失，遂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