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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傷，而兩人的仇怨並沒有因為決鬥而化解。

在這整個糾紛中，沒有提到富蘭克林的名字，富蘭克林自己最初也保持沉默，因為他曾答應庫辛，既不暴露信是從他這兒寄走的，也不把信是寄給庫辛的秘密說出去。在惠特利和坦普爾決鬥前後，富蘭克林出城去了，直到事情發生過後才知道。當時，他“以為他們之間的問題已告結束，我仍然保持沉默，直到我聞知在惠特利先生恢復體力後，決鬥可能還要進行一次，而惠特利先生正在逐漸康復。這時我認為該是我出來說話的時候了。由於這場紛爭是因公眾輿論而起，我就採取了能夠平息公眾輿論的最簡捷途徑”。

在聖誕節那天，他在《公眾廣告》報上刊登了一篇宣告，說明那兩人對此事一無所知，毫無干係，“是我一個人得到這些有關信件，並將他們轉寄到波士頓的。惠特利先生不可能傳遞它們，因為這些信從來就不在他的手中；而出於同樣的理由，坦普爾先生也不可能取走它們。”

1月5日，富蘭克林寫信給兒子說，他已經承認了寄出那些信件，對此“我們的朋友坦普爾先生沒有介入。這就把一些指責吸引到我的頭上了。但是隨著我越來越老，我也越來越不在乎被指責，只要認為我做得對。而使一位蒙受了不白之冤，名譽受到損毀的朋友得到解脫，我感到欣慰”。同日，他在給庫辛的信中寫道：“把坦普爾先生從不應受到的、沒有根據的指責中解救出來，一些人告訴我說，我承認弄到並寄走這些信是欠審慎的，因為當局會因此而不滿。我並不為此有太多的憂慮，而如果這種情況發生，我必當承擔後果”。

富蘭克林的登報宣告，只是自己個人承擔了一切責任，對他得到這些信的來源和在波士頓的收信人，他一直嚴格保守秘密，在倫敦的哪三個人給了他這些信，時至今日仍然是一謎。因此，英國當局的怒火就一股腦地集中到他身上了。

1月8日下午，星期六，富蘭克林得到通知說王室樞密院種植園事務貴族委員會準備在下個星期二傾聽麻薩諸塞州議會關於要求撤除赫金森和奧利佛職務的請願書。富蘭克林馬上通知了同為麻薩諸塞州議會代理人的阿瑟·李（當時他在巴斯）和麻薩諸塞州參事會代理人的博蘭。博蘭反對請律師幫助。

1月10日（星期一）下午，富蘭克林接到通知說州長和首席檢察官的代理人伊斯雷爾·莫杜特已受到召見以提出意見。富蘭克林由此得知自己已被置於一個不利的地位上。

第二天，在舉行聽讀會的科克皮特，比平時更多的貴族出席了會議，副檢察長亞歷山人·韋德伯恩出場為赫金森和奧利佛辯護。在宣讀了麻薩諸塞州議會的請願書以後，委員會指定由富蘭克林提出論據。這時，富蘭克林意識到自己已成為委員會的唯一攻擊目標，便提出需要律師在場。這樣，會議延期二個星期舉行，各自散去做準備去了。

這時，聽讀會的事在倫敦已是滿城風雨。各種各樣的傳聞在城裡不脛而走，有的說，內閣和朝臣對富蘭克林轉寄信件之事極為惱怒；有的說有關方面在考慮逮捕富蘭克林，沒收他的檔案，把他關入監獄，只不過是認為在聽讀會過後再採取行動更好；有的說，實際上，在麻薩諸塞州議會的請願書在宣讀之前，就已被決定棄置不論了，麻薩諸塞州議會將受到審查，而州長等人則將受到表彰。訊息來源於何處，不得而知。

實際上，無論富蘭克林和他的律師約翰·鄧寧——前檢察長和約翰·李——後來的檢察長如何努力，也扭轉不了在貴族委員會前辯論時的逆境。因不富蘭克林已經承認了自己轉寄那些信件的事實，又拒絕披露其過程，他只能忍受韋德伯恩對此進行的一切指責。此外，這次會議是英國當局蓄意安排的，從選擇了副檢察長來為赫金森和奧利佛辯論這一事實本身就可以看出內閣的意圖。況且，韋德伯恩在俄亥俄公司的問題上同希爾斯伯羅立場一致，堅決反對王室授予該公司土地，又同死去的托馬斯·惠特利交情甚篤。關於這次聽讀會的安排，可以看作是英國當局的借題發揮，藉機使他們頭痛的富蘭克林聲名歸地，來否定麻薩諸塞州議會的請願書，最終達到打擊北美殖民地反抗鬥爭的目的。就在等待第二次聽讀會召開的期間，波士頓又傳來了新的毀茶事件的訊息。

1月29日，聽讀會按時召開。在樞密院的會議室裡，委員會的委員們在一張長桌前就座，會議主席高爾坐在桌子的首席。旁聽席不設座位，旁聽者只能站著。旁聽席中，紐約州代理埃德蒙·柏克站在主席座位旁的椅子後面，和他在街上相遇後結伴而來的普利斯特里站在他下首的一把椅子後面。姍姍來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