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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利斯朵夫》，文筆美輪美奐，後人恐再不可企及。

他對張愛玲的崛起，也一直關注著，深為張愛玲出頭過早而惋惜。直到《連環套》出來，見竟是沿用舊小說的腔調來寫現代故事，覺得不能忍了，要當頭棒喝一聲。

他以“迅雨”為筆名，寫了一篇批評文章，題為《論張愛玲的小說》，交給了柯靈，就在5月的《永珍》上登出。

這篇萬字長文一出，立刻引發諸多猜測——“迅雨”是誰？

眾人都知道肯定是個大手筆，但怎麼也沒法從“雨”猜到“雷”上去。倒是因為文中多次引用法國作家的掌故，所以有人懷疑是大名鼎鼎的作家、法國文學翻譯家*吾，但看文風又不像。

傅雷的這篇“砸磚”文章，首先還是肯定了張愛玲的好，說張愛玲的出現，是讓人始料不及的“奇花異卉”，特別《金鎖記》“該列為我們文壇最美的收穫之一”。

而後就掄開了“政治正確”大棒，說張愛玲的作品，主人公全都是遺少和小資，“全都為男女問題這惡夢所苦”。

接著是對《連環套》集中開火，說這篇小說不僅放棄了有意義的主題，還放棄了作者最擅長的心理描寫，單憑想象的技巧編故事。這是“熟極而流”，跟讀者打哈哈。這種不負責任的寫作，發生在《金鎖記》的作者身上，太出人意外。

傅雷斷言：“《連環套》逃不過剛下地就夭折的命運。”他警告張愛玲不要太醉心於玩技巧，尤其是用舊小說筆法，如同玩火，弄不好會把自己的才華給燒掉了。題材方面也要更寬一些，因為“除了男女之外，世界畢竟還遼闊得很”。

全文結尾，僅有兩句：

一位旅華數十年的外僑和我閒談時說起：“奇蹟在中國不算稀奇，可是都沒有好下場。”但願這兩句話永遠扯不到張愛玲女士身上！

文章是好意，技巧問題說得也對，但是對張愛玲基本沒有正面效果。她大受刺激，不僅不聽，反而決定立即出版小說集《傳奇》，公開申明，就是要“在普通人裡尋找傳奇”。

塵埃裡的花凋落了（2）

但是對《連環套》，她本人也不滿意，決定在當年《永珍》第6期後中斷連載，此後就再也沒給《永珍》稿件了。

兩個月後，張愛玲有《自己的文章》一文在《新東方》雜誌發表。這可以說是對“迅雨”文章立刻做出了回應。

大家都曉得，吾國吾民，有一句流行的俗語：“老婆是別人的好，文章是自己的好。”張愛玲此文的標題，就是取自此意。

她說：“我發現弄文學的人向來是注重人生飛揚的一面，而忽視人生安穩的一面。強調人生飛揚的一面，多少有點超人的氣質，超人是生在一個時代裡的，而人生安穩的一面則有永恆的意味。”

張愛玲主張寫小人物，她聲稱：“一般所說的‘時代的紀念碑’那樣的作品，我是寫不出來的，也不打算嘗試……”

在這裡，她是把傅雷的“主題狹窄論”完全駁回，堅信自己的小說“永恆”。

張愛玲雖然在文藝觀上不接受傅雷的批評，但潛意識裡自信心大為受損，主動對《連環套》“腰斬”，其實就是預設了批評；並且“腰斬”後沒再續寫，也沒收進作品集裡。

當今有人評價，《連環套》其實是張愛玲小說中結構最嚴謹的一部，環環相扣，少一環都不行，每個人物都不是多餘的，每處伏筆都是精心設計過的，可見她用功之大。

原以為必得喝彩，卻不料橫遭狙擊，她怎能不黯然！

至於“迅雨”究竟是何方神聖？張愛玲則長期矇在鼓裡，直到1952年，她去了香港，結識了宋淇筆名林以亮。夫婦，才從他們口中知道“迅雨”原來是傅雷。

張愛玲聽了，很驚訝，但也沒說什麼。

傅雷先生才華橫溢，著作等身，其譯著《約翰？克利斯朵夫》1936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前後不知影響了多少“時代青年”的世界觀。可惜，在1966年9月*爆發之初，他遭遇了紅衛兵更為嚴酷的“政治正確”大棒，夫婦倆含冤自盡。

他對張愛玲，其實還是很愛惜的。其子傅聰後來回憶說：在他10歲左右的時候，整天聽父母議論張愛玲長張愛玲短的，可謂“念念在茲”！

無獨有偶，就在傅雷文章發表的當月起，胡蘭成也有文章《論張愛玲》在《雜誌》上分2期發表，高調熱捧張愛玲。這篇文章，應是在三四月間寫的——正是胡、張熱戀時。

他將張愛玲定位為“個人主義者”。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