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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走，胡蘭成把愛玲攔在門邊，一隻胳膊撐在門上，喜滋滋地久久望著愛玲。

他的臉，正面比較橫寬，有點女人氣，而且是個市井的潑辣的女人。

愛玲不去看他。

他終於只說了一句：“你眉毛很高。”

胡蘭成走後，愛玲對姑姑說了他求婚的事——關起門來單獨相對了那麼長時間，總要對姑姑有個交代。

姑姑說：“當然你知道，在婚姻上你跟他情形不同。”

愛玲說：“我知道。”

第二天，胡蘭成破例沒來。又過了一兩個星期，連姑姑也發覺了：“有好些天沒來了。”這正是早春時節，馬路上兩行洋梧桐樹抽出了新葉，每一棵都像高舉著一盞綠點子的碗。愛玲獨自在這路上走著，心情非常輕快。這件事，該就這麼圓滿結束了吧？

——不過，也有點悵惘。

張愛玲此時的想法，很簡單。她在這一時期寫的一篇小說《年輕的時候》，有一句話，多少透露了箇中訊息——“誰不喜歡同自己喜歡的人來往呢？”

《小團圓》裡說得就更明白：“她崇拜他，為什麼不能讓他知道？等於走過的時候送一束花，像中世紀歐洲流行的戀愛一樣絕望……”

張愛玲怎麼會愛上這樣一個人？

無數她的傳記作者，都不吝筆墨，渲染了兩人的這段“執手”之愛。

——其實，這只是胡蘭成司空見慣的一段*史。

很多傳記作者，也都為張愛玲做了辯護，大概都是說：亂世裡，誰還能顧忌那麼多呢？

——不對，這是張愛玲一生中最大的錯誤。

張愛玲個性特異，看人一貫將情趣與氣質放在首位，對胡蘭成的汙濁背景竟然毫不以為意。這是錯其一。

她自小與父親不睦，又受五四之後青年們普遍的“弒父”思想影響，有叛逆傾向。而這叛逆恰恰又針對著五四以後的新文化主潮，凡主潮主張的，她都充耳不聞。因此，在對胡蘭成的認識上，遠不如姑姑那樣警覺。這是錯其二。

甚至，她在《花凋》裡譏諷過的自民國紀元起“就沒長過歲數”的舅舅，在看待張愛玲與胡蘭成戀愛問題上，也曾憂心忡忡：“小煐怎麼會和胡蘭成在一起呢？”

張愛玲不問政治，但日後政治卻要來問她。

如果沒有這場戀愛，那麼張愛玲無論怎樣我行我素，外部世界都奈何不得她。但是，一和胡蘭成有了關聯，她就必須接受輿論最嚴厲的評判。

她的成功與人生價值，是建立在現實基礎上的，一旦想以自己的率性與整個現實對抗，那就只有身敗名裂。

可惜張愛玲在意氣風發之際，毫不理會這一點。

她不相信誰還能把她擊敗！

苦酒就是這樣在最甜蜜時釀成。她的“傾城之戀”，　要付出的是一生一世的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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塵埃裡的花凋落了（1）

張愛玲愛錯了人，這是不爭的事實。有的“張傳”作家把胡張戀寫成了“寶黛愛情”，這是因為他們不會用別的手法寫愛情，只能以才子佳人做比。

這一段亂世姻緣，實是複雜得很。

胡蘭成的闖入，對張愛玲來說，並非像流星那樣倏忽而沒，而是對她後來的人生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首先一個，就是導致張愛玲創作勢頭的明顯減弱。

前面提到過，兩人的熱戀、同居，其情也熾，結果弄得“兩人都吃力”，胡蘭成只好回南京去，讓張愛玲有時間寫作。

這之後，張愛玲的寫作仍然勤奮，重頭散文聯翩而出，蔚為大觀。但在小說創作上，則明顯衰退。雖有《紅玫瑰與白玫瑰》等出來，但豐瞻華麗的高峰期已過，無法與《金鎖記》、《傾城之戀》等相提並論了。

特別是從1944年1月在《永珍》連載的長篇小說《連環套》，就更為粗糙。連載6期後，不得不自行“腰斬”。

她在香港時曾聽炎櫻講過麥唐納太太的故事，加之她在上海又認識了麥唐納太太，《連環套》就是根據這位太太的經歷而寫出，主人公霓喜也即麥唐納太太的化身。素材用得不錯，不過，故事和人物對話卻是用了酷似章回小說的語言寫出，有人覺得不倫不類。

就在這年5月，文壇中有一位“大將”，匿名給了張愛玲一記迎頭悶棍。這位大將，就是當時蟄居上海的大翻譯家傅雷。

傅雷先生翻譯的巴爾扎克小說，和在戰前就開始翻譯的《約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