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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回國以後對自己人發。

尷尬是我們自己造成的。

在長期閉關鎖國的歲月中，我們確實沒有對國外的智力成果進行版權保護。在我們的科技工作、教育工作需要使用國外的大量資訊特別是外文出版物的時候，採取的主要辦法是迴避國際版權貿易慣例的自行影印。這種影印的數量是相當大的。擔負影印任務的一家出版社，在二十多年中共影印外文書刊資料二十多萬種、三億多冊。與此同時，我們也翻譯了大量國外文學藝術和社會科學研究的著作。這些著作大多數是沒有經過版權所有者同意的。在國內市場銷售的計算機軟體、電影音像製品，也有相當多的屬於盜版製品。

在我國沒有版權法，沒有加入國際版權組織的情況下，這種影印、複製應當說是正常的，因為我們不受國際公約的約束。相當多的發展中國家都有過這樣一段經歷。即使是美國，在它大量需要歐洲國家科技資料的時候，也遲遲不肯加入伯爾尼公約，當過長期的“海盜”。

然而，當“海盜”畢竟是不光彩的。

不僅不光彩，而且影響自身文化科技事業的發展，影響對世界文明成果的引進。既然你是“海盜”，人家就歧視你，防禦你，甚至聯合起來抵制你。在你迫切需要某項關鍵的科技成果時，就會附加各種苛刻的條件，敲詐你。　電子書　分享網站

把“海盜國”帽子扔進太平洋（2）

最典型的例子，莫過於某飛機制造廠從國外引進一套計算機軟體的經歷。

這套軟體在國際市場上的價格通常是一二百萬美元，但對中國，要價是幾千萬美元。

為此，雙方經過了幾年的艱苦談判。

為什麼唯獨對我們如此苛刻？

對方的回答是：你們保護版權不力。你們有好幾家飛機制造廠；我們賣給你一家，就等於同時轉讓了好幾家。因此要收多家使用的錢。你們還可能利用這套軟體幹別的，廣泛複製，因此要多收更多的錢。

我們說：我們不會私下轉讓。

對方說：不相信你們的承諾。因為你們沒有版權法，沒有法律的保護。

最後的成交價格三千萬美元。

這明顯地是“宰”我們啊！但又有別的什麼辦法？我們不可能因此就放棄引進。我們的飛機制造業需要現代化，現代化需要先進技術。

飛機廠只能如數付出這麼一大筆。他們信守承諾，確實沒有轉讓給別的廠家，儘管兄弟單位也亟需這種軟體。

多麼冤枉啊！我們並沒有私下複製，但人家在收取費用時卻加進了這種因素。本來一二百萬美元的東西，我們付出二十倍的代價。

這就是沒有版權保護才吃的苦頭。

這樣的苦頭我們吃了不少。

自70年代以來，臺港澳的一些武打、言情作品開始傳入大陸，漸漸在圖書市場風行起來，並擁有了穩固的讀者群。由於當時國家沒有著作權法，也沒有保護臺港澳作家著作權的相應法規，一部分出版單位不經作者授權、不經出版管理部門批准，擅自出版了一批海外作家的作品，這也是一種“海盜”行為。

幾乎每一個港臺知名作家的暢銷圖書都曾在大陸被盜版。其中，柏楊、瓊瑤、梁羽生、古龍、臥龍生、寥輝英、岑凱倫、席慕蓉、羅蘭、金庸、陳青雲等，都成了被侵權的物件。

1986年以後，大陸正式開始保護臺港澳作品，這種自行出版的局面得到一定改善。同時它作為我國按照國際版權貿易慣例處理海外作家作品的第一個步驟，也使大陸出版者開始按照版權貿易的原則來約束自己、規範自己。

當然，這有一個過程，許多出版者還不習慣這樣做，也不情願這樣做，他們從經濟效益出發仍然我行我素，充當“海盜”。同時又由於集個體書商參與其間，推波助瀾，致使侵犯海外作家權益的事件仍不斷髮生。

盜版問題引起海外作家的極大憤慨。他們中的大多數人是愛國的，認為盜版問題嚴重地損害了祖國的形象。有一部分作家本來就對大陸懷有偏見，由於盜版現象的泛濫，就使得他們的偏見更加深刻。即使不從國家利益出發，而從作家個人的名譽和經濟利益出發，他們也對這種盜版現象覺得不能容忍。

創造雙向式英語學習法的扶忠漢先生，在這方面就表現得態度激烈。他的《雙向式英語》及配套的24盤磁帶曾被一些出版社爭相盜印。他於1989年4月在北京王府飯店舉行記者招待會，發表了言辭尖利的講話，認為大陸聲稱保護港臺澳版權，而實際上沒有有效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