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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法，按定價×銷售數×版稅率方式計酬。假定每冊定價七元，因近年學術著作銷售不景氣，如銷出二千冊，版稅率按通行的百分之十計算，版稅是一千四百元：如按偏低的百分之五的版稅率計算，僅得七百元。摺合每千字所得版稅是四元六角六分，或二元三角三分。

同樣三十萬字、定價七元的一本熱門通俗小說或某一層次讀者喜愛的消閒性讀物，印十萬冊，採用版稅方法，按百分之十的版稅率，作者可得版稅七萬元，即使用百分之五的版稅率，作者也可得到三萬五千元。摺合每千字所得版稅為二百三十三元三角三分，或一百一十六元六角六分。

王仿子同志說：“透過這些枯燥的數字，對版稅的合理與不合理的分歧來自何方，就比較容易理解了。在學術研究或文藝創作上同樣嘔心瀝血的著作人，向人民大眾提供同樣優秀的精神食糧，得到的勞動報酬差距如此之大，有的每千字僅得二元三角三分，有的每千字可得二百三十多元。”

即使同類作品，比如說同是文學作品，同是小說，如果用版稅計酬，也不能夠準確反映作品稿酬與作品質量的聯絡。

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位同志以本社出版的兩部長篇小說為例作了如下比較：柯雲路創作的長篇小說《大氣功師》發行量達三十萬冊，如果按百分之八的版稅率計算，作者可得報酬十九萬元。

而劉白羽創作的長篇小說《第二個太陽》，印數是一萬一千冊，1987年出版時定價才三元一角，如果按百分之八的版稅率計算，作者得到的報酬是二千七百多元。

兩部小說同樣是作者辛勤筆耕的成果，很難說誰付出的勞動更多。作為茅盾長篇小說獎獲獎作品的《　第二個太陽》　，其藝術價值應當說是很高的。如果按版稅計酬，劉白羽與柯雲路的這種收入差距，難道合理嗎？

一些同志還作了另一種比較：一部庸俗作品與一部嚴肅作品的版稅之差。在圖書市場上流行的某部庸俗的小說，是作者七拼八湊搞出來的，作者創作時間僅有一個月。如果按其發行量五十萬冊計算版稅，作者可得報酬二十多萬元。而有些嚴肅的作家十年寒窗精雕細刻的作品往往並不暢銷，其版稅自然很低。到那時候，作家隊伍中百萬富翁將會產生，但這些富翁並非一定是優秀的作家；清貧潦倒者也一定會有之，這些清貧者卻可能是嚴肅的優秀作家。這種收入的巨大差距，不能不在作家心理上造成嚴重失衡，不能不在作家的創作態度和創作方向上引起畸變，不能不對社會主義的文藝事業的作用造成嚴重影響。

因此，反對實行版悅制的同志認為，我們對西方的著作權保護制度不能全部照搬照用。西方世界有他們的價值觀念，對出版工作使命的理解與我們不同。他們不承認作品的社會價值，只承認市場上的經濟價值，把作者勞動所得的報酬依附在出版公司的盈利上，這與社會主義的分配原則和出版方針毫無共同之處。

贊成實行版稅的同志也提出了種種理由。他們認為，出版社出書不能不考慮市場，出書賺了錢應當考慮作者的利益。反之，出版社出書賠錢還要向作者支付一定數量的報酬，這將給出版社帶來極大的負擔。實行版稅付酬的辦法，是解決這一問題的有效途徑。版稅作為一種世界通行的付酬辦法，其本身不存在姓“社”還是姓“資”的問題。社會主義出版社出的書好壞，並不是由付酬方式決定的。即使是採用基本稿酬加印數稿酬這一種付酬方式．也不能保證只出好書不出壞書。把不同付酬方式劃分為姓“社”或姓“資”是不科學的。實行版稅可能使部分作家富起來，這未必不是好事。50　代作家出一本好書所得報酬可以買到一處房子，現在哪位作家僅靠爬格子能買上房子？認為採取版稅付酬不利於出版好的嚴肅作品，這種觀點有其片面性的一面。由於一部作品的保護期是很長的，版稅對經得起歷史考驗的嚴肅作品能帶來長期的效益。從國際交往看，版稅也是必然趨勢。txt電子書分享平臺

國際與國情（5）

這場爭論也在繼續。

爭論的焦點已經不是版稅支付的具體細節問題，而是一些重大原則問題。這些問題，遠遠超出著作權法的範疇，是靠著作權法所解釋不了，回答不了的。

在電影界，則展開了一場製片人與發行者的辯論。

著作權法出臺以後，電影管理局的同志給北京電影製片廠廠長成志谷打了一個電話：“老成啊，著作權法下來了，這是一件大好事。你們要好好學習，利用這個法來保護自己。”

成志谷說：“是好事情，但是可望而不可及。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