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部分(第3/4 頁)

靈機一動，又提出：“那麼，這個機構叫‘出版版權局’不行嗎？”

“不行。”劉杲提出了自己的理由。

由此，會議上出現一場小小的爭論。

最後，國家版權局到底還是保留下來了。

事實證明，這種保留是十分正確的。

歷史往往給後人留下一些笑柄。它是由當時的認識水平的侷限造成的。我們對出版和版權兩個概念的認識就是如此。

這是中國的一個誤區。

這個誤區不僅僅反映在概念上，而是有著深刻的內容的。

我們過去習慣講一句話：“版權版權，出版之權。”似乎一沾上“版”字，權利就是出版者的了。這種觀念由出版單位又蔓延到其他作品使用單位，版權就變成了拍攝之權、廣播之權、複製之權……一句話，版權是歸國家的使用單位所有，而與作者本人無關。

版權的主人到底是誰呢？是作品的作者。

一部作品在它剛剛被創作出來的時候，版權就產生了，就好像神學中講的那樣，在人一出生的時候，靈魂就入了肉體。在那個時刻，作品的版權就天然地賦予了它的作者本人。

作品與作者具有的是一種天然的血緣聯絡，如同父與子、母與子一樣。這種聯絡是自身生長的，而不是外部什麼力量賜予的。由這種聯絡而產生的版權，也不是外部什麼力量賜予的，當然，也是無可取代、無可剝奪的。

並非我們的出版者和其他作品使用者一無所有，他們也是有自己的權利的，比如說，可以獲得作品的專有出版權、發行權、翻譯權、表演權、播放權等等，但這些權利歸根結底源於作者的版權，是由版權所有者——作者轉讓的。當一個出版社決定出版一部著作的時候，必須事先獲得作品作者的授權。沒有這種授權，出版社就連專有出版權都不可能獲得，更談不到擁有版權了。

由此我們可以認識到版權立法的核心。這個核心就是保護作者的利益，然後才兼顧經過作者授權的其他使用者的利益。也就是說，它的主要保護物件是作者。換句話說，它是以法律的形式規定作者是版權的擁有者。

正是在這一點上，我們的同志一開始覺得不能接受。他們說，我們是以公有制為主體的社會主義國家，我們把一切能收歸國有的東西都收了過來，現在有什麼必要專門制定一項法律來確定把版權給予作者呢？

道理其實是非常簡單的：作者是作品的創造者，是一切文學藝術和科技文化的源泉。沒有作者的創作，任何作品的使用都只能是一句空話。如果你不想讓國家成為文化沙漠．就必須保護這個源泉。

使用者與創作者（1）

·　蔣子龍：是你們“偷”了我的書 ·　“最不值錢的書”：《郭小川代表作》稿酬元 ·　某報耍橫：“我們選載文章從來不付酬” ·　耗子咬爛書稿三萬字 ·　曲波為《橋隆飆》多次上書 ·　電影界的“鄭重現象”——奉命侵權 ·　憤怒的《中國百科大辭典》　編委會

據中國作家協會作家權益保障委員會提供的情況，該委員會自1986年成立以後調解的版權糾紛中，屬於出版社、雜誌社、報社、廣播電臺、電視臺等作品使用者侵犯作家權益引起的糾紛，佔一半以上。在各級人民法院和各地版權行政機關受理的版權官司中，此類糾紛也佔有相當大的比重。

這是中國的國情。我們的作品使用單位都是國家的公有制企事業單位，這就容易使他們在對待作者的態度上居高臨下。他們有一種錯覺：我是代表國家使用作品的，你作為個人，應當服從國家的需要。我對你的作品隨意採用，是理所當然的；你對國家奉獻自己的作品，是不該討價還價的。在他們看來，一部作品一旦產生，作者就應當允許使用單位隨意拿。

著名作家蔣子龍講了他遇到的一件事：那是1986年，他到上海的金山開會，在會上遇到某出版社的一位編輯。

編輯說：“我送給你一本書吧。”

蔣子龍拿到書後十分驚訝，因為那本書的書名叫《蔣子龍代表作》。

自己的代表作，自己卻不知道。

他說：“這是我的書嗎？我根本不知道出版過這本書。”

開啟書的扉頁，上面有這樣的題辭：“蔣子龍同志存。”下面簽著責任編輯的名字。蔣子龍鬆了口氣：這不是我的書，大概是批評我的專著。於是就轉為感動，就感謝編輯的贈書。

但是，再翻下去，他發現書中除了一篇別人寫的介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