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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的名和利，但這樣的創作動力能持續多久呢？

由名利思想激發出來的創作熱情，最終也是使全社會受益。任何創造，都有利於社會的進步，有利於人類文明的積累和傳播。而扼殺了名利思想，就在很大程度上扼殺了創造。

中國的誤區

·　鮑格胥到中國講“版權ABC” ·　世界級笑話：《版權法》第一稿竟然叫作《出版法》 ·　國務院常務會議上的爭論，###問：版權局和新聞出版署能否合二為一？ ·　作者與作品是父與子的關係。

鮑格胥博士於1982年來到中國。他帶領世界上的一批版權專家抵達南京，參加中國有史以來第一次舉辦的版權培訓班。這些專家都帶著事先列印好的講稿。他們曾用這些講稿為世界許多國家的培訓班講過課，其中的原理已為世界大多數國家所接受。但是，一踏上中國的土地，他們都驚訝地發現，自己準備好了的講稿幾乎等於一團廢紙。

參加培訓班的人員，幾乎清一色的是出版社的工作人員。一談起版權，他們立即想到的是出版，進而想到的是出版社的權利。當授課者明確指出版權是作者的權利時，會場上的氣氛一下了就炸開了。受訓者都大惑不解：這是怎麼回事兒？弄了半天，是讓我們來學習如何保護作者權利。我們是國家的出版社啊，代表的是國家，作者可是個人、自然人，難道版權法不保護國家的出版社，卻反過來保護個人，代表個人利益向國家討價還價？

因此，外國專家不得不從版權的ABC講起。鮑格胥博士此後曾六次來到中國，每一次都看到中國人對版權理論的認識有新的飛躍。但南京那次培訓班的情形，他怎麼也不會忘記。他回憶說：“當時，我們的講稿毫無用處。中國的版權保護是從零起步的。我們必須從什麼是智慧財產權這樣的基本常識講起，再引入到版權的基礎知識。”

也就是說，要從啟蒙教育抓起。而這種啟蒙非常艱難，因為每一個受訓者的頭腦並非是可以書寫最新最美圖畫的一張白紙，而是裝滿了貌似進步卻是十分落後的舊的觀念，這種舊觀念與版權的新意識剛一碰撞就交上了火。於是，爭論開始了，而且爭論得很激烈。

這種爭論也反映在版權法起草小組內部。如果有誰準備寫一部中國的版權立法史，那就絕對不能忽略這樣一個重要的史實：版權法的第一稿並不叫版權法，而是叫出版法。起草者的本意是要為版權立法的，但他們自覺不自覺地就將版權與出版合在了一起，並且以出版法作為草案的名稱。它有兩個部分，第一部分是關於出版的，第二部分才是關於版權的。

“這簡直是不倫不類，笑話！”國內僅有的幾位懂得版權的同志看了這個草案，尖銳地指出：“出版與版權完全是兩碼事。不能合二為一，只能一分為二。不然就是世界級笑話。”

但更多的同志掰不開這兩大塊。他們問：“版權不就是出版權嗎？”

這樣的糊塗認識甚至反映到國家的最高決策層。

在由###同志主持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上，曾經因此引發了一場爭論。

當時，爭論的直接原因，是有的同志提出——摘掉國家版權局的牌子。

這塊牌子是於1985年才破天荒地掛起來的。它很不牢靠，儘管它是與國家出版局的牌子掛在一起的，仍被許多同志視為多餘。在國務院常務會議上，有的領導同志提出，在建立新聞出版署的同時撤銷國家版權局。

當時國務院總理###對這種合二為一的建議沒有立即表明態度，他問列席會議的國家出版局副局長兼國家版權局副局長劉杲：“出版和版權放在一起行嗎？”

劉杲回答說：“它們完全是兩回事兒。”

儘管劉杲一身兼著二任，但他清楚地知道，出版局與版權局的職能是完全不同的。前者是要對出版業進行行政管理，而後者是要透過行政力量維護作者的權利。不僅國家版權局的牌子不應當摘掉，而且它本來就不該只是一塊牌子，而應當是一個獨立行使職能的工作實體。為了保住這塊牌子，後來的新聞出版署署長兼版權局局長宋木文曾到中組部、國務院有關部門做耐心的解釋說服工作。現在，這種說服工作又做到國務院常務會議上來了。他們明確提出，在建立新聞出版署的時候，應當保留國家版權局這塊牌子。

###同志沒再說什麼，但這時候，有一位領導同志插言，又提出了那個老問題：“出版和版權不是一回事嗎？”

“不是。”劉杲為此作了一番解釋。

那位領導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