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部分(第2/4 頁)

著端莊的舊衣服，小聲地和他們為放的時間有些久的豬肉或者多餘的定量大米討價還價。攤主們還能記起以前看這位臉色紅潤的前國家女籃隊長打球的日子，她是個以崇高的革命精神和打球積極聞名的明星球員。現在是1984年，打球的日子差不多已經過了十年，大方正在為家人買做飯的菜。生活對每個人都是不容易的，不過小販們知道，大方回家後要和丈夫一起艱辛地撫養一個長得那麼快的男孩，以至於都要供不起他吃飯了。姚明只有四歲大，可他已經超過了1米2，體重更是達到了二十七公斤——在中國，這已經達到在坐公交車和上理髮店時，要按照成年人的標準來收費了。每個人都稱他為“小巨人”。大方每天都要騎著腳踏車穿過被夜幕籠罩的城市回家。有些年頭的楓樹在她家附近的街道上形成了一個教堂穹頂一般的頂棚，遮住了午後的最後一縷陽光。上海，中國經濟在過去以及將來的發動機，依然處於低迷中，這種遲鈍，更加凸顯了那場給南方省份，比如廣東和福建，帶來翻天覆地變化的改革所顯現出的活力。鄧小平發起的改革還沒有在上海開始。人們——尤其是大方——很難想像有一天，這座曾經繁榮的城市會迎來更加巨大的經濟發展。那時，這塊曾經的法租界裡已經沒有了昔日的幽雅，而是一片破敗。街上很少有轎車，只有大量的腳踏車和步履匆匆的行人，也沒有路燈，只有從街道旁的樓房裡射出的淡淡的黃色的燈光。這些建造於上世紀二十到三十年代的、曾經富麗堂皇的殖民者的公寓，原本是為了一個外國家庭設計的；現在五到六戶的中國家庭擠進了這已經衰老的建築，每個家庭佔據一個房間，幾乎每扇窗下都有一個水斗，排成了一道高低起伏的曲線。

大方的家在康平路95號的體委宿舍樓的602室，這裡要比她和丈夫剛結婚時分給他們的房子好得多，但條件還是非常艱苦的：除了一張桌子和兩個特大的床之外，就沒有什麼傢俱了。和當時大多數中國家庭的寓所一樣，沒有廚房，沒有衛生間，沒有家用電器——而且非常奇怪地沒有門框。“我們拆走了門上面的氣窗，”姚明的父親姚志源說，“這樣我們就不會撞到頭了。”

讓他們那個長得飛快的孩子吃好穿好，是每天都要面對的挑戰。大姚在上海港的工作收入很低；大方在體育運動科研所做行政工作，每月的收入是四十元左右，僅僅是她許多同事的一半。夫婦倆還有一般家庭沒有的額外花費——他們的孩子長得太快了，所以褲子總是太短，鞋子總是太小。大方和大姚自己只能日復一日地穿著同樣的開始褪色的衣服，破了就在上面打上補丁。

由於姚明的飯量差不多是普通中國孩子的兩倍，定量配給這個家庭的牛奶、肉、大米似乎永遠是不夠的。上世紀八十年代前期，中國差不多每樣東西都是嚴格按定量配給的——食物、布匹、肥皂、煤，要讓一戶都是大個子的家庭吃飽，那些定量券可就太少了。大方和大姚差不多把他們所有的收入都花在了食物上，有時候他們只能餓著肚子坐在桌子邊上，看著兒子狼吞虎嚥。當大方年邁的父親在妻子去世後搬來和他們同住的時候，這個家庭的開支就更加緊張了。陸斌記得那個時候，她有一次去拜訪這位老上海隊的隊友。“那一次真是讓人印象深刻，因為大方剛從菜場買了一條魚回來，”她回憶說，“她把魚最好的中段給了姚明，頭給了自己的父親，尾巴給了丈夫。自己什麼也沒剩下。”

第二章　被摒棄的童年（5）

許多年後，大方把兒子的茁壯成長歸功給了國家的政策。“身體裡的遺傳基因，讓他長得非常高，”她說，“因為中國實行了獨生子女政策，他有比我們小時候更好的營養。”只是那個時候，大方一直要為兒子的下一頓從哪裡來犯愁，不知什麼時候家人能夠不再為這個煩心。姚明小時候一直體弱多病，因為身體一直在長，導致他營養跟不上。大方是個非常自強的人，所以不會去尋求幫助，但她的很多朋友在為她奔走求助。

與此同時，這個家庭得到了其他好心人的幫助。為了長身體，姚明住在爺爺奶奶身邊，他能受到比較穩定的照顧，還能吃到更多的食物。一次，大姚在火車上和一個在上海牛奶廠工作的人聊天。當他提到配給他家的牛奶定額卡，只能滿足自己正在長身體的兒子一半的需要時，這個牛奶廠的人答應給大姚提供幫助。以後幾年，他給姚家提供了一張額外的定額卡，於是姚明終於能夠得到滿足他成長需要的鈣了。

1984年9月12日姚明四歲生日那天上海《新民晚報》的一個記者和攝影師來到姚家作一個特別報道。大方和大姚被認為是中國最高的夫妻，記者想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