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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其特徵就是不能按一個良民的標準來約束自己的行為。本質上則像是有待戳破的可憐蟲的美夢。辜鴻銘在《中國人的精神》中探討著國人的禮儀制度和精神方式，擺出為國粹做辯護士的滔滔氣勢。他說：希伯來文明曾授予過歐洲人以〃義〃的知識，但沒有授予〃禮〃，希臘文明曾給過歐洲人以〃禮〃的知識，但未兼及〃義〃，而中國文明，其教化是〃義〃〃禮〃並重的。歐洲人以猶太教的《聖經》為藍本，建立了他們現代的歐洲文明、這部《聖經》教導歐洲人要熱愛正義，要做一個真正的人，要行得正。而中國的四書五經……孔子為拯救中華民族而設計的文明藍圖，雖然也這樣教導我們中國人，但它還補充了一句：〃要識禮。〃簡而言之，歐洲宗教要人們〃做一個好人〃；而中國的宗教則要人們〃做一個識禮的好人〃；基督教叫人〃愛人〃；而孔子則叫人〃愛之以禮〃。

“精於別國方言，邃於西學西政”（3）

他對西方文明有著深刻的認識，在思想上對西洋物質文明有所批判，並且認為西方民族的富強是由於戰爭和掠奪，所謂西洋〃文明〃，流弊無窮，他說，現在的歐洲，人們擁有一種滿足心靈而不是頭腦需求的宗教；有一種滿足頭需要而忽視心靈渴望的哲學。而中國的儒學不是宗教卻能代替宗教，因此，其中必定存在像宗教那樣能給眾生以安生感和永恆感的東西。因此，西方應當吸取中國文明的優點，用以補救。

一個在英國語言和文化下長大的中國人，成年後驀然回首發現了中國文化的精神。在《春秋大義》中他說，最好的文明不是能製造馬力大的機器，而是能培養出最優秀的人……溫良恭謙的君子。他還說：〃當今人們愛奢談什麼追求自由，可我敢說，要獲得自由，真正的自由只有一條路，那就是循規蹈矩，即學會適當地約束自己。看看革命前的中國吧……那裡沒有教士，沒有警察，沒有市政稅和所得稅，總之，沒有這類使歐美人民苦不欲生的東西。〃在他看來，那些接受了〃西方文化標準〃的中國人更是不肖，他們學會了背叛。

這些人從歐美人那裡，從歐美群氓那裡，學會了怎樣*不羈，怎樣不按一個良民的標準來約束自己的行為，從而變成了一群烏合之眾。在北京，他們成為一群被英國外交官和海關稅務司慫恿、縱容和推崇的烏合之眾。①他指出，在歐洲，對物質力的迷信進而崇拜暴力，而對上帝的敬畏之心早已蕩然無存。他提醒人類告別動物的蠻荒。他提到，劍橋的迪金森（Lowes　Dickinson，1862…1932）教授的一篇題為〃戰爭和戰爭的出路〃的文章說，要〃招進群氓〃，由此將為歐洲帶來革命和混亂……一場更大的災難。他進一步認定：〃今天歐洲文明的基本謬誤，正根源於對人性的錯誤認識，即根源於人性本惡的觀念。因為這種錯誤的觀念，歐洲的整個社會結構總要依賴於武力來維繫。〃在他看來，〃壓在歐洲人民身上的便不是如此多的戰爭，而是不斷地武裝自己的需要，一種必須利用物質力量來保護他們自己的絕對的需要〃。與之絕然不同，〃在中國，戰爭是一種意外事故（accident）……我們中國人是會打仗的，但是我們並不生活在戰爭的渴望之中〃。其中更為深刻的原因是：〃在中國，每一個個體之所以不感到有用物質力量保護自己的必要，是因為他確信公理和正義被公認為一種高於物質力的力量，而道德責任則被公認為一種必須服從的東西。〃完全是率性而為，1885　年前後，辜鴻銘在折回香港的船上，曾舌戰幾位肆意詆譭中國的洋鬼子，為同船的廣州候補知府楊玉書所引為奇遇，乃向兩廣總督張之洞引薦。於是，他進入了晚清重臣張之洞幕府之中，被委為洋文案，辦理邦交諸務。

“精於別國方言，邃於西學西政”（4）

關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誘因，他說：正是我們自身的自私與怯懦導致了今日世界上的群氓與群氓崇拜。這是因為，自私使我們見利忘義，而怯懦則使我們不敢單個地去反抗群氓。

人們往往認為今日世界的主要敵人和危險是德國軍國主義，我則以為它們恰恰是我們自身的自私與怯懦，這二者結合，從而產生了商業主義。這種商業主義精神籠罩世界各地，尤以英美為最，它構成了當今世界的大敵。所以我認為，今日世界真正的、最大的敵人是體現在我們身上的商業主義精神，而不是普魯士德國的軍國主義。①

在他的認識中，以自私與怯懦為特徵的〃商業主義〃，差不多是大不列顛為代表的〃群氓〃品性的精神根源。按照他的邏輯，由於不懂〃禮〃而喜歡仰仗實力的商業主義精神，因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