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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引來石越的辯護，反而引來了不少著名學者的辯護。

《疑古文尚書偽作論》的出版真正引發了一次學術界的大討論，其直接結果就是朝廷明示天下，從此考試不再考《古文尚書》；其後遺症是今文經與古文經的戰火，由此重新點燃，這是石越所始料未及的。

但是四月的風暴並非僅此而已。在四月下旬，石越第一部真正意義上自己創作的作品《三代之治》出版。這本書全文不到五萬字，是一部烏托邦式的著作，以復興上古三代（堯、舜、禹）的名義，講敘了一個理想化的世界，包括社會、文化、政治制度等等諸方面的內容。石越與蘇東坡所談的民主議會的思想，便反映在這本書中。其中心思想無非是天子是受命於民，而非受命於天，得民意者方能治天下，又指出天子最可倚重的，不是士大夫，而是老百姓……

石越先空洞化對三代的記載，然後對上古三代進行自己的解釋，借三代的名義搶佔對儒家經典的制高點，再輔以對儒家經典的重新解釋，完成對儒家學說內部的改革——這是後世對石越的種種行為的解釋。當時的宋代，在文化上實際上和漢武帝時代的情形非常相像，經學經過兩晉之變，在唐代復興，卻又慢慢讓位於詩賦，到五代士風淪喪，可以說在宋代遲早要有一種新的學說來佔領思想界的王座，這完全是一種客觀需要。所以先有所謂古文運動，然後有王安石的三經新義，最後有朱熹完成的理學……群雄逐鹿，最後理學捷足高登，主導中國數百年的思想史。此時石越的作為，不過趁古文運動已到最後的輝煌，正準備完成它對晚唐以來豔麗的文風最後一擊，而王學尚未問世，理學影響未大之際，趁虛而入，以一系列的新說，加入到這個思想界王座的競爭之中。

在《三代之治》的序言之中，石越提出來“復古、樸實、求是”三原則，繼承古文運動的精神，他公開說三代無書，漢人之文風最合三代的精神，文章應當學西漢；而做人或為文，都應當講究樸實無華，不應當追求浮華的東西，文景之世，皇帝詔書如同白話；又三代堯舜禹，漢代文景，沒有皇帝給自己加尊號，他們的令名照樣傳之於後，石越甚至大膽的在文中呼籲皇帝不要給自己那種長而無實的尊號——這一點其實是謀定而後動，趙頊對於加尊號的確是沒有什麼興趣，終其一生，沒給自己加什麼尊號；石越又提出來“求是”，要求大家做事講證據，重實事。

《三代之治》一經出版，幾天之內就被搶購一空，汴京城的讀書人爭大眼睛想看看石越的新作，讓桑氏印書館賺了個十足。而之後引起的議論，更加超過《疑古文尚書偽作論》，畢竟後者是一部考證的書，真正能從中間找出問題來辯難的，都是比較高明的人物；而《三代之治》則主要是一部空想理想社會的書，但凡空想，只要是人，便可品評一下得失的。

……

“自古以來，君為天、臣為地，君為乾、臣為坤，子明所謂議會，以士紳百姓議論官府，以黎庶與九五為一體，似有混亂陰陽乾坤之嫌？”王安禮謹慎的問道。

石越隨手畫了一個太極圖，交給王安禮，微笑不答。王安禮看一了會，突然開懷大笑：“原來如此，妙，妙。”

唐棣等人面面相覷，不知道他們鬧什麼玄虛，柴貴誼忍不住悄悄問桑充國，桑充國微笑道：“這還不明白？陰陽一體，方為宇宙。世間至道，極陰便是陽，極陽便是陰。九五之尊為極陽，黎庶百姓則為極陰，二者表面看來相距懸殊，實則一體也。”

……

“子明於《三代之治》中倡議天下普設學校，立圖書館，欲使天下人皆得讀書識字。然則自古士農工商，各有所事，此天命也，子明欲使人人皆為士，可得乎？”蘇軾雖然是傑出之輩，腦子裡卻未免還是有那些等級觀念。

“在下聞孔子曰：有教無類。未聞孔子以士農工商而有教與不教之別矣。且士者，本出於農也，故有耕讀之家。工、商之間，亦未必無賢者，陶朱賈人也，傅說工人也，二者非為不賢。君以為工商不得讀書乎？以為讀書不可以為工商乎？”石越悠然答道。

……

《三代之治》自問世之後，其中稱讚者固然不少，但是眾人多多少少都有一些不以為然之處，所以問難辯析便成了家常便飯。而對《三代之治》持最激烈意見的人，便認為這本書是無稽之談，荒誕不經，不過是《準南子》之類的雜家之言，殊不足道。但是大部分的讀書人，卻多多少少對書中提出的理想社會很有興趣，其中提出的“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之類的理想，更是被大部分儒生認為這正是儒家經典所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