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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學作品。

他對胡拾提倡的“整理國故”持有保留意見。

最後才談論起這次新文學叢書的事情，魯訊顯得有些顧慮。

他覺得新文學才剛剛發展，不很成熟。現在就拿到國外給人看，恐怕是不能起到很好的介紹中國的作用。

“你懂得西方文學，都是經過上百年的發展，新文學才幾年的時間，在內容和形式上還在摸索，稚嫩的很，貿然拿出去，反而給人看輕。”魯訊如此說道。

林子軒則認為文化交流是相互的。

在中國人瞭解西方的同時，也要讓西方人瞭解中國。文學無疑是最好的交流方式，可以讓西方社會知道中國正在發生什麼。

兩人沒有談論泰戈爾的事情，迴避了這個在北平被人議論的熱點話題。

因為在這一天，泰戈爾在傅義的英文老師英國人莊時敦的引薦下去了故宮，和清王朝廢帝傅義見面，並遊覽了御花園。

這無疑給陳獨繡找到了攻擊的新理由。

他在一篇《泰戈爾是一個什麼東西？》的文章中說泰戈爾到北京“未曾說過一句正經話”，只是和清帝溥義、法源寺的和尚、佛界女青年及梅蘭方這類人周旋了一陣……

“他是一個什麼東西！”

還說“泰戈爾在北京亂吠了一陣，其實他那偉大的東方精神。比起北京社會還是小巫見大巫……”

其實，林子軒也想進故宮看一看。抱著好奇的心態瞭解一下皇帝是怎麼生活的。

在後世，故宮是北京遊客最多的地方，和八達嶺長城有得一拼，主要原因就是人們對於皇宮生活的好奇心。

但林子軒沒有去。

前一年，胡拾進宮和傅義談了半個小時，出來後被那些進步人士罵了半年的時間。成為了胡拾的一個汙點，他可不想步胡拾的後塵。

下午的時候，魯訊找來了為小說集《吶喊》翻譯的人，這位翻譯者叫做林羽堂。

林羽堂是福建人，1919年秋到美國哈佛大學讀文學系。

讀了一年。助學金被停發了，他只好前往法國打工，後來到了德國，先在耶拿大學攻讀。

1922年透過轉學分的方式獲得了哈佛大學的碩士學位，又到萊比錫大學攻讀比較語言學，1923年獲得博士學位。

同年回國，任北京大學教授、北京女子師範大學教務長和英文系主任。

魯訊同樣在女師大兼職教書，和林羽堂是學校的同事，他知道林羽堂精通英文，便向林子軒介紹了林羽堂。

有意思的是林羽堂也是攻擊泰戈爾的人之一。

他曾說過：“我覺得泰戈爾於我的精神生活毫無關係，不曾覺得他有什麼意味，他帶給我何等的衝動。”

他還認定，泰戈爾大談不痛不癢的精神生活，“是一種對於亡國環境的反應”。

林子軒對林羽堂沒有成見，反正是魯訊的介紹，誰翻譯都可以，便和林羽堂說起翻譯費用的問題。

在這個時代，版權方面的法律並不完善，大家都是進行協商，然後按照合同辦事。

對於翻譯者的費用，一般來說分為兩種。

一種是翻譯者拿稿酬，一次性付清，或者說出版社買斷了翻譯者的版稅。

另一種是翻譯者拿版稅，按照書籍的銷量算錢，這個付款的時間比較長，如果書籍賣不出去，那翻譯者就沒有收入可言。

林子軒覺得這一次書籍在國外的銷量不會好，才給了賽珍珠一筆高額的翻譯稿酬。

在這次推介新文學叢書的過程中，林子軒只能算是中間商，他還要和外國的出版社談判，來確定最終的版稅分配。

林羽堂在西方生活過幾年，讀的是文學，對西方的《版權法》有所瞭解。

他不接受一次性付清的稿酬，而是選擇版稅。

並且覺得應該由他自己和國外的出版社來談版稅，意思是不相信林子軒，以為林子軒和國外的出版社有勾結。

林子軒對此頗為無語，他寧願付一筆高額的翻譯稿酬，也不願意搞出這麼多的事情。

雖然兩人都姓林，但他對林羽堂的感覺不怎麼好。

這一次會面談的不太順利。

他不能指責林羽堂的要求，這畢竟是正當要求，問題是國外的出版社願不願意和你談。

林子軒不想讓林羽堂和國外的出版社接觸，越發被林羽堂認定其中有貓膩，並暗示魯訊這人不靠譜。

加上魯訊對於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