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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說。《晨報副刊》實際成為新文化的一處宣傳陣地。
他和周氏兄弟的關係都不錯,對魯訊尤為敬重,把魯訊當成自己的導師。
當然,他後來和魯訊決裂了,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林子軒的那篇《中國的禮儀在哪裡?》就是孫福園刊發的。作為對陳獨繡等人的反擊。
文學研究會的大部分成員贊成泰戈爾訪華,中國不少新文學作家都受到泰戈爾詩歌的影響,不少青年人也歡迎泰戈爾的到來,只有受到陳獨繡影響的青年才會反對泰戈爾。
所以,北平的很多文學刊物都不會刊登陳獨繡等人的文章。
陳獨繡的文章大多刊載在上海的報刊上,而且是非文學的報刊。
泰戈爾到中國訪問算是中國文化界的一件大事,既是媒體追逐的中心,也是文壇議論的焦點,周作仁和孫伏園也在談論這件事。
他們贊成林子軒在文章中的說法。
泰戈爾不是洪水猛獸,也沒有拿著洋槍利炮,只是講幾句東方文化,批判西方文化,難道就能導致中國亡國麼?
那些人太小題大做了,把中國文化界內部科學和玄學的爭論強加在泰戈爾的頭上,是對泰戈爾的誤讀。
然而,自從泰戈爾來到北平,陳獨繡加大了批判泰戈爾的力度。
他在《泰戈爾與金錢主義》一文中又借“北京有人說他”的話,上綱上線批判泰戈爾“是一個政客,不是詩人”。
“泰戈爾的和平運動,只是勸一切被壓迫的民族像自己一樣向帝國主義者奴顏婢膝地忍耐、服從、犧牲,簡直是為帝國主義做說客。”
其實,泰戈爾一直致力於印度的獨立,併為此做出極大的貢獻,他是一個愛國者。
不能因為泰戈爾在西方社會受到推崇,拿了諾貝爾文學獎的獎金,就非要說泰戈爾被西方收買成為了“帝國主義的說客”。
這麼說顯然有失公允。
在談論中,林子軒注意到周作仁家中明顯的日式風格,或許家中的女主人是日本人的緣故,周作仁似乎更為習慣日本的生活方式,他在日本生活了五年時間。
他穿著和服,坐在地板上,喝著茶,聲音不高,說著北平文壇的故事,一派名士風範。
這一年,周作仁三十九歲。
誰也不曾想到,二十年後,他會被當成文化漢奸關押坐牢,被判10年有期徒刑。
人生的起伏轉折大抵如此,一步走錯,便是一生抹不去的汙點。(未完待續。)
第一百一十五章 我也一個都不寬恕
1924年4月27日,林子軒前去拜訪魯訊。
之所以選擇這一天,是因為這天是週日,魯訊在教育部任職,每週只有一天休息。
這種七天休息一天的制度是從西方傳入的,在中國古代官員一般十天休息一天。
1882年,福州船政學堂實行星期天放假,目的是為了照顧洋教習的生活習慣。
1906年,清政府中央各部已相繼實行星期日公休制度,到了1911年,七天一休已經成為了政府部門的慣例。
林子軒給魯訊帶了一點上海特產,不值什麼錢,主要是個心意。
他本來想把自己寫的書送給魯訊的,後來想想,還是算了。
一來有顯擺的嫌疑,二來這些書是他抄的,沒必要拿到真正的文學家面前,在西方社會刷刷存在感就足夠了。
魯訊是浙江紹興人,說起來大家都是南方人,在生活習慣上差別不大。
說實話,或許是因為後世的影響,在林子軒心目中魯訊就是那種逮誰罵誰的鬥士形象,前來拜訪的時候他心裡頗為忐忑。
在民國時期的文壇,沒被魯訊罵過的文人屈指可數。
郭沫偌說過一句話:“當然,魯訊除了自己,什麼人不罵。”
魯訊和胡拾不同,胡拾給人的感覺是較為謙和的人,就算對你有意見,也會放在心裡,只有極為氣憤的時候才會出言指責,而這種情況非常少見。
此時魯訊已經四十三歲了,和後世照片上的形象基本吻合。
林子軒是以學生的身份前來拜訪,在後世他學過魯訊的文章,說是學生並不為過。這也是基本的禮儀。
魯訊在書房和林子軒聊了將近一個小時,大多數話題都是圍繞新文學展開。
他對上海文壇的現狀較為感興趣,批評了一下鴛鴦蝴蝶派的舊文學,希望林子軒能多寫一些反映現實生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