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部分(第2/4 頁)

和其他的人文主義者、歐洲大陸的新教徒和天主教徒都譴責記憶術，誇大記憶術的負面效應。

為什麼從16世紀到20世紀，記憶術的重要性持續下降呢？宗教歷史學家約安·庫里亞努（Ioan　P。　Culianu）認為，在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時代，新教徒和保守的天主教徒有共同的利益，他們聯合起來消除異教的影響，剷除深深根植在歐洲人頭腦中的文藝復興時期的視覺形象，這恰恰摧毀了需要在頭腦內構建形象宮殿的記憶術。

雖然社會的發展於記憶術越來越不利，但是它最終還是融入進17世紀弗蘭西斯·培根和勒內·笛卡爾開創的邏輯學中。在17、18世紀，記憶術是訓練辯論學的基本技巧。在19世紀，簡化的記憶術還被用來訓練演說家，傳教士佈道也常常用到它。

不幸的是，在當前，人類的記憶能力呈現出逐漸萎縮的趨勢。由於已經有越來越多的裝置，比如電腦，幫助我們儲存那些需要記憶的資訊，我們的大腦反而變得日趨懶惰了。

正如義大利學者埃科所說，人們還是應該進行更多的記憶“慢跑”訓練，如果一個人在一生中每天都能背上幾句詩，那麼八十歲的他將會比另外一個只知道在書本或光碟裡查詢這些詩句的人年輕得多。　■

＞＞圖/華蓋

＞＞達利的《記憶的永恆》這幅畫中表現了一種由弗洛伊德所揭示的個人夢境與幻覺，是自己不加選擇，並且儘可能精密地記下自己的下意識，自己的夢的每一個意念的結果。而為了尋找這種超現實的幻覺，他曾去精神病院瞭解患病人的意識，認為他們的言論和行動往往是一種潛意識世界的最真誠的反映。

＞＞西塞羅在演講。

＞＞鍊金術士的建立的記憶宮殿。

。　想看書來

中國勞工：被遺忘在歐洲的人（1）

文┃楊程屹

從上個世紀初到這個世紀的一百多年裡，這些背井離鄉的中國勞工也許是當權者手中微不足道的棋子，又或是洋人眼裡倔強沉默的“工蟻”，抑或是家人心中那一絲對未來幸福生活的期盼，但其實這些來自他人的印象都不重要的，重要的是他們雙手緊握自己的命運，勇敢地走進遙遠陌生的西方世界。而我們，既不能去剪齊那遙在異國墓地上的荒草，大約也只好將那些越去越遠的荒草記在心底。

1917年春天的威海衛，山東萊蕪牛泉鎮上裕村農民畢粹德揹著行李默默地站在隊伍裡，等待登船。此時的他對於將要去的地方、將要做的事是茫然無措的，他也完全沒有預想到自己的人生會在歷史的某處留下重重的痕跡。他心中唯一篤定的是當他再次回到山東老家時，家中一歲的兒子一定長很高了。

然而，當他再次見到來自家鄉的人，已經是九十多年後了。此刻，他長眠在法國索姆省博朗古的小村莊裡，墓碑上刻著“編號97237，卒於1919年9月27日”。與他同眠在此地的還有十四個中國人：黃子春，昌樂人；王兆祥，曹縣人；李福臣，昌樂人；閆寶同，沾化人；安西瑞，沾化人；陳家浩，安丘人；李國佟，青州人；龔春山，湖北人……

比起他們來，來自江蘇丹陽的朱桂生顯然是幸運的。2002年的春天，他以106歲的高齡在法國拉羅謝爾市仙逝，拉羅謝爾市政府盛讚他是“融入法國社會的典範，拉羅謝爾市民的驕傲。”法國報紙說：“他的辭世標誌著一段歷史的結束。”

只是在1917那一年，年僅二十歲的朱桂生和畢粹德一樣，或許內心充滿了對前程的迷茫與焦灼，或許還有對故土的牽掛與留戀，但一定沒有預見到自己會親身參與兩次世界大戰，並和一個異國女子結成婚姻、生養子嗣，將終生奉獻在異國他鄉的土地上。

從索姆省到拉羅謝爾，從諾萊特到佛蘭德，在歐洲的土地上，異國的野草就這樣漸漸地掩埋了這些中國男人的前世今生。

■　從平民到勞工

1917年的山東還是德國人的地盤，此刻德國人在歐洲戰場上和英國人、法國人打得不可開交。在歐洲戰場上，以英法為首的協約國一方在德國的步步緊逼下損失慘重，僅僅1916年7月發生的索姆河之戰，英軍傷亡就達40萬人。隨著戰爭的演進，協約國一方面臨著嚴重的人力資源危機。當協議國兵員銳減、勞力奇缺，難以為繼之時，英國一位軍官提出：“為什麼不用中國人？”

為了讓更多的歐洲人從工業勞動中解放出來走向前線參戰，英國和法國將他們的目光投向中國廉價又豐富的人力資源，希望中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