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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繁為簡’。二十世紀的中國，對毛澤東而言，是古代近代現代同時並存的，不可能單靠一套‘現代’標準，來判定中國社會成分與社會情勢”；其三，“就要靠懂得如何運用中國農民聽得懂，聽得進去的語言。”⑩

由此大家可以想到，在我們所謂黨的歷次路線鬥爭中，那些代表性人物——陳獨秀、李大釗、瞿秋白、李立三、張國燾、博古、王明，都是大知識分子，留洋回來的大學教授。而毛澤東是長沙第一師範畢業的，如果以學歷論，介乎中專和大專之間，充其量算是科舉時代的秀才，按照今天任用領導幹部的標準是不夠的。但是大家別忘了，如前所述，毛澤東熟悉農民、熟悉農村，大量語言來自民間，來自生活，來自鄉間俚語，來自一種中國農民式的生存智慧。另一方面，毛澤東熟讀中國傳統文化典籍，從《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增廣賢文》到經史子集、詩詞曲賦等，都讀得熟極了，特別像《離騷》、《九歌》、《莊子》、《昭明文選》、《韓昌黎集》等重要經典都能背誦，脫口而出，信手拈來。僅以“毛選四卷”為例，其中的引文、成語、典故，引自《左傳》48條、《史記》42條、《孟子》26條、《論語》22條、《禮記》14條、《尚書》13條、《詩經》9條……這種童子功，使毛澤東終身受益，講話作文常常是縱論古今，引經據典，妙語連珠。

1965年2月13日，毛澤東在春節座談會上和作家詩人們縱論文學史，進而談及狀元問題：“歷史上的狀元，出色的沒有幾個。唐朝的李白、杜甫兩大詩人都不是狀元。出色的狀元只有文天祥、秦檜。柳宗元、韓愈出身翰林，但是二流。王實甫、關漢卿、施耐庵、曹雪芹、羅貫中、蒲松林等，都不是狀元。……”（11）

自古以來，學歷和創造力就不等同。我還因此得出三個不等式：第一，學歷不等於學問。一般是成正比，但往往也並不如此，學歷很高的人學問不見得很大；第二，學問不等於能力。滿腹經綸的人實際操作能力不見得很強；第三，能力不等於天賦。最高的境界是天賦。毛屬於學歷較低，學問很大，能力極強，天賦更高的天才，可以套用當年林彪的說法，毛澤東是中國幾千年出一個、世界幾百年出一個的人物。

再細分，毛澤東首先是個偉大的實踐論者。少年時期當過農民，師範畢業參軍當過一年兵，青年時期搞過###，1919年領導湖南學生“驅張”，崢嶸初露。師範期間利用寒暑假去農村搞調查，獲益匪淺。所以他後來一直很重視調查，名言是“沒有調查研究就沒有發言權”，“實踐出真知”，“高貴者最愚蠢，卑賤者最聰明”。1938年到1945年的八年期間，是毛澤東思想形成的重要時期。毛的一個重要觀點就是如何把馬列主義和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尋求一個從中國本土生長出來的理論體系。正如1942年2月他在延安黨校的一段講話所指出的：

“馬克思列寧主義和中國革命的關係就是箭和靶的關係，有些同志卻在這裡無的放矢，亂放一通，有些同志則僅僅把箭拿在手裡，搓來搓去，連聲贊曰‘好箭好箭’，卻老是不願意放出去。”

大家注意，毛寫文章、講話，就像寫小說一樣，有形象有細節。前面文雅生動，然後就開始變了。當時延安的整風物件就是以王明為代表的俄蘇派，所謂的教條主義，毛澤東這個講話就是針對他們講的：

“應該老實的對他們說，你的教條一點用處也沒有，或者大喝一聲，你的教條還沒有狗屎有用。狗屎可以肥田，人屎可以餵狗，可教條呢，它們不能肥田也不能餵狗，又何用之有！”（12）

毛澤東詩詞的一種解讀（6）

這就是典型的毛澤東的文風，大雅大俗，前面雅的有成語，有小說語言，後面俗的又如村夫。這種尖酸刻薄的諷刺和挖苦，沉重打擊了王明的自尊心。因為王明當年可了不得啊！1937年底，他帶著陳雲和康生從莫斯科飛到延安，毛澤東親自到機場去接他，說：“我們今天歡迎從天上來的人……”，此話一語雙關，有實情，有諷喻，典型的毛風格。坐著飛機來當然是天上來的，但更重要的是說，王來自莫斯科，來自共產國際，高高在上，不食人間煙火，不懂中國國情。其實王確為季米特洛夫所推許，準備來延安接班的。“共產國際”非常看好王明，王明馬列原典讀得好，俄語講得好啊，年輕有為，才華橫溢。當年在延安聽王明作報告是一種享受，是一道風景，他講4個小時講8個小時不要一個紙片，滔滔不絕，洋洋灑灑，最後回頭總結時“一二三四五”，條理清晰，邏輯嚴謹，聞者無不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