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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曬曬人。

享受還是遭罪，相當程度上都取決於發生在我們的大腦裡的化學反應以及我們的心境。冬天本來就是一個適宜思考的季節（　張潮：“讀經宜冬，其神專也；讀史宜夏，其時久也；讀諸子宜秋，其致別也；讀諸集宜春，其機暢也”　）。李光耀說，20世紀人類最偉大的發明不是別的而是空調，因為有了這東西，新加坡人民也可以像苦寒地帶的人民那樣思考一些哲學問題了。普遍生活在溫帶的中國人民，用不著那麼刻意，我的意思是說，在冬天，我們基本不用去專注地思考哲學問題，只要稍稍調動一下想象力，就能把屬於這個季節的享樂徹底開發出來——因為只有在“寒冷”的對比下才能獲得“溫暖”的感受，然而，這兩種物理上的溫度不可能長時間共存，在北海道的漫天大雪中赤身裸體泡個戶外溫泉，那是特例，通常的情況下，你總不至於在大雪天把火爐提到屋外去烤吧（　想想那個賣火柴的小女孩是怎麼死的　）。

“如果秋天已經來臨，冬天還會遙遠嗎？”“如果冬天已經來臨，春天還會遙遠嗎？”這就是一種建立在邏輯和常識之上典型的“取暖想象”，更高階的，見李漁《 冬季行樂之法 》，一上來就提出想象力的重要：“冬天行樂，必須設身處地，幻為路上行人，備受風雪之苦，然後回想在家，則無論寒燠晦明，皆有勝人百倍之樂矣。”

李漁舉例的想象素材，是一幅“雪景山水畫”：“人持破傘，或策蹇驢，獨行古道之中，經過懸崖之下，石作猙獰之狀，人有顛蹶之形者。此等險畫，隆冬之月，正宜懸掛中堂。主人對之，即是御風障雪之屏，暖胃和衷之藥。”換言之，如果沒有想象，一味靠人造溫度取暖，不但缺乏取暖的可持續發展性，還會落得個“若楊國忠之肉陣，党太尉之羊羔美酒，初試和溫，稍停則奇寒至矣”之悲涼結局。

古為今用，洋為中用，不妨把李漁那幅傳說中的古畫換成電視機裡的《 日瓦戈醫生 》或者《 古拉格群島 》（　包括一切以西伯利亞勞改營為背景的讀物　）賣火柴的小女孩，躲進被窩裡把這些東西精讀15分鐘以上，就算無法像我那樣把自己想象成櫥窗裡的肥鵝，至少也可以把自己想象成“賣女孩的小火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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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服了You！（1）

雙膝接觸地面以支撐身軀，乃直立行走之進化後果。若站不起來，就無所謂跪將下去。對於非直立行走的動物來說，跪下大概只意味著累了，歇歇腳，相當於人之蹺二郎腿，非但毫無尊重臣服之意，反而有些輕浮。

如果不是返祖現象的話，下跪這個動作，就是人類從鳥獸那裡有樣學樣而來的。“烏以反哺，託體太陽；羔以跪乳，為贄國卿。禽鳥之微，猶以孝寵”（　蔡邕《 為陳留太守奏上孝子程末事表 》）。然而，“上跪天地，下跪父母”由一種象徵性的孝行成為中華禮制的一個程式化主流姿勢，並非毫無爭議。

有異議者相信，下跪以及連帶而來的磕頭實際是北方少數民族原創，經北方漢人而流入南方。理由是：“南方潮溼，到處是泥，古代又沒有什麼柏油、水泥可以把地面弄乾淨，自然條件似乎不適於養成下跪的習慣。南方人見了尊長顯貴，無非打個拱手，作個揖，唱個大喏便是。而北人就不一樣，納頭便拜。北方地面乾燥，拜完起身拍拍膝蓋上的灰土，又可以清清爽爽站成一個模樣。”

玄武門兵變之後，“上乃召世民，撫之曰：‘近日以來，幾有投杼之惑’。世民跪而吮上乳，號慟久之”（《 資治通鑑 》卷第一百九十一　）。為了安撫父親並表示自己的孝心，李世民把李淵當成“超級奶爸”，據信是對“牛羊跪乳”直接模仿的古鮮卑遺風，元代之後才由中原傳入南方。

《 文山先生全集 》卷十七說文天祥被解至元大都，丞相博羅召見，文天祥“長揖”而不跪，通事（　翻譯　）命他跪，文天祥答曰：“南之揖，即北之跪，吾南人，行南禮畢，可贅跪乎？”

所謂“北跪南揖”，義正辭嚴的詭辯也，不妨視之為一種以身體的政治正確來保持政治正確的策略。然而許多年以後，跪拜一事終究還是從南北分裂演變為東西對抗，成為另一版本“夷夏之別”的一個重要指標。1793年，為了免向乾隆行三跪九叩這種“野蠻人或異教徒的禮儀”，不遠萬里來到中國的英使馬戛爾尼（　Lord　Macartny　）在清朝官員及乾隆面前以“單膝下跪”還是“雙膝下跪”為技術性掩護，重複了一場文天祥式的詭辯。

今之視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