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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討論道家美學、禪悟作為完成圓融思域印認的美學策略之前，得先澄清關於道家的一些成見。很多人對道家作為一種思想力量都有點保留的態度，往往把它看成一種消極的行為/哲學，這，實在是因為內在化了幾千年得勢的思想（儒家）的偏見所致，我想趁此機會喚起讀者一種沉湮已久的覺識，當我們把一些現象視為“異於常態”時，我們所依據的所謂“常”，或者我們已經內在化的彷彿不用思索便知道的“常”，其實不是絕對的，而在相當多的情況下，這些所謂“常”往往只是以前因某種政治利益或社會效應的主觀執見而建構出來的一種運作準據，多是以偏概全的，是一種器囚。尤其是在某些社會的運作下，僵固偏狹，反而宰制了我們思維的活動空間，而看不見這些強勢的“常”如何遮蓋了宇宙與人性更大的胸懷。道家要我們時時質疑我們已經內在化的“常”理，要不受“常”理左右，首要的，要知道道家用的語言已經出自強勢機制的“常”語，所以只要把常語的既定語意顛覆，就能釋放出該字的另有所指。道家精神最終是要去語障、解心囚，恢復活潑潑的整體的生命世界，是另一種積極的運作。我們後面要凸顯道家機靈的語言策略。

1去語障、解心囚，恢復活潑潑的整體的生命世界

道家從一開始對語言便有前瞻性的見解，看到語言和權力掛鉤對人的真質本樣的巨大傷害。老子《道德經》的書寫原是針對商周以來的名制而發。名，名分的應用，是一種語言的析解活動，為了鞏固權力而圈定範圍，為了統治的方便而把從屬關係的階級、身份加以理性化，如所謂“天子”受命於天而有絕對的權威，如君臣、父子、夫婦的尊卑關係（臣不能質疑君，子不能質疑父，妻不能質疑夫），如男尊女卑等等。道家覺得，這些特權的分封，尊卑關係的訂定，不同禮教的設立，完全是為了某種政治利益而發明，是一種語言的建構，至於每個人生下來作為自然體的存在的本能本樣，都受到偏限與歪曲。道家對語言的質疑，對語言與權力關係的重新考慮，完全是出自這種人性危機的警覺。所以說，道家精神的投向，既是美學的也是政治的。政治上，他們要破解封建制度下圈定的“道”（王道、天道）和名制下種種不同的語言建構，好讓被壓抑、逐離、隔絕的自然體（天賦的本能本樣）的其他記憶復甦，引向全面人性、整體生命的收復。

2道家跳脫名言枷鎖的語言哲學與美學

道家對語言的政治批判同時開啟了更大的哲學、美學的觀照。從一開始，他們便認知到，宇宙現象、自然萬物、人際經驗存在和演化生成的全部是無盡的，萬變萬化地繼續不斷地推向我們無法預知和界定的“整體性”，當我們用語言、概念這些框限的活動時，我們已經開始失去了具體現象生成活動的接觸。整體的自然生命世界，無需人管理，無需人解釋，完全是活生生的，自生，自律，自化，自成，自足（無言獨化）的運作。道家這一視矚有更根本的一種體認，那就是：人只是永珍中之一體，是有限的，不應視為萬物的主宰者，更不應視為宇宙永珍秩序的賦給者。要重現物我無礙、自由興發的原真狀態，首先要了悟到人在萬物運作中原有的位置，人既然只是萬千存在物之一，我們沒有理由給人以特權去類分、分解天機。“鳧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之則悲”（莊317）。物各具其性，各得其所，我們應任其自然自發，我們怎能以此為主，以彼為賓呢？我們怎能以“我”的觀點強加在別的存在體上，以“我”的觀點為正確的觀點，甚至是唯一正確的觀點呢？“彼是（此）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是以……和之以是非，休乎天鈞，是為兩行”（莊66）。

重涉禪悟在宋代思域中的靈動神思（2）

我們不難知道：只從“此”出發看“彼”有盲點，從“彼”出發看“此”，也有盲點。我們應該同時從“此”“彼”兩方面馳行（兩行），能“兩行”則有待我們不死守、不被鎖定在一種立場。“此”（即所謂主體，宰制和決定的作用）其實同時也是“彼”（即所謂客體，被宰制被決定的受體），因為當我說“此”的時候，從你的角度看不就是“彼”嗎？“此”“彼”只是討論上的語言範疇。

由是，只有當主體（自我）虛位，從宰制的位置退卻，我們才能讓素樸的天機回其活潑潑的興現。現象、自然萬物並不依賴“我”而存在，它們各自有其內在生成衍化的律動來確認它們獨具的存在和美。所謂主體，所謂客體，所謂主奴的從屬關係都是表面的、人為的區分。主體和客體，意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