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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重衝擊下產生。抗戰勝利還沒有透一口氣，內戰又把中國人狠狠地隔離，妻離子散凡四十年，飽受多重的錯位的絞痛。我和一些其他的作家被迫離開大陸母體而南渡香港與臺灣，在“初渡”之際，頓覺被逐離母體空間及文化，永絕家園，在“現在”與“未來”之間焦慮、猶疑與彷徨；“現在”是中國文化可能被毀的開始，“未來”是無可量度的恐懼。五六十年代在港臺的詩人感到一種解體的廢然絕望。我們既承受著五四以來文化虛位之痛，復傷情於無力把眼前渺無實質支離破碎的空間凝合為一種有意義的整體。在當時的歷史場合，我們如何去了解當前中國的感受、命運和生活的激變以及憂慮、孤絕禁錮感、鄉愁、希望、精神和肉體的放逐、夢幻、恐懼和猶疑呢？

我站在現在與未來之間冥思猶疑，“追索”、“求索”，帶著《詩朵》時期以來的詩的語言策略，進出於傳統與現代不同文化的時空，作文化歷史聲音多重的迴響與對話，一面利用古典語彙、意象、句法的重新發明，利用中國詩所重視的呈現的方式——讓視覺意象和事件演出，讓它們從自然並置併發的湧現代替說明，讓它們之間的空間對位與張力反映種種情境與狀態來表出原是物物關係未定、渾然不分的自然現象的方式——另一面融合西方現代詩提供的含蓄多義濃縮的語言來馴服凌亂的破碎的現代中國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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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1955年進臺灣大學外文系的，在初期，我雖然已經認識紀弦、商禽，沉冬等人，但沒有做作品互相切磋之接觸，大部分時間一個人在圖書館裡翻閱外國的詩集和雜誌，每天把日常生活裡各種不同的經驗在日記裡試寫成詩，算是一種磨鍊吧，在這個過程中，有兩個發現，種下了我狂熱寫詩之外另闢途徑成為作學者追尋的種子。其一，我發現幾乎所有歐美翻譯的中國古典詩都歪曲了我們本源的美學向度，約略在大二的時候，就曾試圖用英文寫文章批判這個事實，但當時終究因為語言基礎未夠成熟，並沒有寫成，但我那時已經知道透過中國詩翻譯問題的討論，可以觸及中西美學間主要的差距。其二，在日記裡寫詩，有一次，我怎樣寫都寫不好，就轉過來用英文寫，沒想到一下就出來了，而且相當的不錯，後來這首詩還發表在印度的The　Vak　Review上面。我發現我當時要寫的那首詩是敘述性比較強的詩，恰好適合用定向性分析性的英文來表達。我反過來思索，發現印歐語系翻譯中國詩時，往往把文言句硬硬套入它們定詞性、定物位、定動向、屬於分析性的指義元素的表意方式裡，而把原是超脫這些元素的靈活語法所提供的未經思侵、未經抽象邏輯概念化前的原真世界大大地歪曲了。我這個結論在當時並不這樣清楚，但1960年我在臺灣師範大學念英語研究所寫的碩士論文《艾略特詩的方法論》的一章《靜止的中國花瓶》裡已經種下種子，開啟了我後來的Ezra　Pound�s　Cathay　（1969），《比較詩學》（1982），Diffusion　of　Distances：　Dialogues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Poetics（1993），本書和其他有關道家美學的文章裡有關中西語言哲學、觀物感悟形態、表意策略的基本差異更深層的尋索。

增訂版序（3）

回到我在臺灣大學初期的日子，我一面在日記裡寫詩，一面和王無邪、昆南繼續用書信討論新雜誌的計劃，不然就是暑假回香港時在茶室、咖啡廳裡出點子。當時我們組織了“現代文學美術協會”，辦現代繪畫的沙龍，展出現今響噹噹的臺港畫家的作品（香港的譬如呂壽琨、王無邪、張義等，臺灣的譬如五月和東方畫會的畫家），同時連續辦了兩本文學雜誌，其一是《好望角》（《好望角》就是我取的名字），刊登有新創意的作品，昆南很多重要的短篇小說，美國“被擊敗疲憊的一代”（Beat　Generation）和歐洲現代的作品都曾在這裡出現，跟著又辦《新思潮》，其間，我曾首先發難介紹臺灣現代詩兩種前衛的方向：存在主義式的感覺至上主義（當時舉的是瘂弦的《從感覺出發》與《深淵》）和具象詩的試驗（當時舉的是白萩的《流浪者》）。我們當時也參與從上海三四十年代帶來現代派餘緒的詩人馬朗創辦的《文藝新潮》。約略同時，我在《新思潮》上發表了我的《賦格》。這首詩給正在編《六十年代詩選》的編者瘂弦、洛夫、張默看上，被編入這本後來為臺灣現代詩定調而對後來者影響極大的集子裡。這樣不但把我放入他們推動的現代主義詩的運動裡，他們還特地從南臺灣的左營北上與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