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縫間，在焦慮的夾縫間，永遠夾在中間，永遠錯置錯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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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應該在這裡談談我到臺灣前在香港的一些特殊的情況。香港，這個倫敦、巴黎、紐約、芝加哥的姐妹城市，對我這個剛被逐離開“親密社群”的鄉下十二歲的小孩子而言，衝擊很大：沒有表情的臉，猜疑的眼睛，漠不關心，社交的孤立斷裂，徹底的冷淡無情，加上一種特有的文化、民族意識的空白。英國殖民者宰制原住民的策略，其大者包括殖民教育採取利誘、安撫、麻木製造替殖民地政府服務的工具，製造原住民一種仰賴情結，使殖民地成為殖民者大都會中心的一個邊遠的羽翼；仰賴情結裡還包括弱化原住民的歷史、社團、文化意識，並整合出一種生產模式，一種階級結構，一種社會、心理、文化的環境，直接服役於大都會的結構與文化，西方工業革命資本主義下的“文化工業”，即透過物化、商品化、目的規劃化把人性壓制、壟斷並將之工具化的運作，便成了弱化民族意識的幫兇；殖民文化的利誘、安撫、麻木和文化高度的經濟化商品化到一定程度，使任何殘存的介入和抗拒的自覺完全抹除。在文化領域裡，報紙的文學副刊和雜誌氾濫著煽情、抓癢式的商品文學，大都是軟性輕鬆的文學，不是激起心中文化憂慮的文學，其結果是短小化娛樂性的輕文學，讀者只作一刻的沉醉，然後隨手一丟，便完全拋入遺忘裡，在文化意識民族意識的表面滑過，激不起一絲漣漪！對歷史文化的流失沒有很大的悲劇感，偶然出現的嚴肅認真的聲音，一下就被完全淹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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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訂版序（2）

反諷地，就是在這龐大匆匆遊魂似的群眾中的焦慮與孤獨裡，我被逐向“生存意義”的求索而萌芽為詩人。是我的幸運，在無邊的憂鬱裡，在當時甚為活躍的《中國學生週報》的學生聚會里，我認識了當時的詩人現在的名畫家王無邪。用西方的典故說，王無邪就是帶領我進入

詩樂園的維吉爾。我當時談不上是個作家，更不用說詩人了，但因著他耐心的勸進，我慢慢寫起詩來，更多的鼓勵來自他的好友，當時被稱為

“學生王子”的詩人昆南，不但鼓勵，而且邀我共同推出一本才出三期便夭折、但對我寫詩的成長極為重要的詩刊《詩朵》，因為在辦這三

期的期間裡，我寫詩，閱讀成千以上的中外詩人，選登選譯，包括重新肯定一些三四十年代的詩人。從無邪和昆南私人的收藏裡，猛啃中外

的詩人，除了在鄉下小學時便開始唸的《古文觀止》和舊詩之外，我投入最多時間的是五四以來的詩人，尤其是三四十年代的詩人，並從他

們那裡學到很多技巧：“意象內在的呼應”，“場景的變換”，“保持事物刻刻在眼前發生”，“戲劇場景的推進”，“事件律動與轉折的緊

扣”等（見我的《我與三、四十年代的血緣關係》一文），幫我完成後來詩中利用音樂的驅勢、氣氛的凝融以達致氣氛瀰漫和騰騰進展湧動

的效果。外國的詩人包括波德萊爾（Baudelaire），馬拉美（Mallarme），韓波（Rimbaud），魏爾倫（Verlaine），十九世紀末詩人塞孟慈（Arthur　Symons），道蓀（Ernest　Dawson），早期的葉慈（Yeats），早期的艾略特（Eliot），包括他的《空洞的人》，奧登（Auden）的《在戰時》、《下午禱》，勞倫斯（），狄蘭·湯瑪斯（Dylan　Thomas），金斯堡（Ginsberg）的《吼》，柯索（Gregory　Corso）的《炸彈》，洛爾迦（Garcia　Lorca），梵樂希（Valery），阿波里內爾（Apollinaire），白略東（Breton），艾呂亞（Eluard），蘇白維爾（Supervielle），聖約翰·濮斯（），亨利·米修（Henri　Michaux），杭內·沙爾（Rene　Char）和里爾克（Rilke）等。在這些現代詩人的作品裡逐漸提升出來一些語言的策略，可以幫我在香港殖民統治下特殊現代性激盪的經驗裡找到一種抗衡的起點。簡單地說，西方現代詩人為抗拒“分化而治”和知識、人性的異化、工具化、隔離化、減縮單面化的現行社會，為了要從文化工業解放出來，並設法保持一種活潑的、未變形的、未被玷汙的詩，他們要找回一種未被工具化的含蓄著靈性、多重暗示性和意義疑決性濃縮的語言。

我後來的成名作《賦格》是在身體的離散和殖民地城市香港孤立斷裂的傷錯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