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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會，並與商禽重見，談了幾個日夜，又介紹《創世紀》詩刊其他的詩人群如辛鬱、碧果、管管、大荒等，終於成為忘年之交，併成為《創世紀》詩社的一員，除了在上面發表了許多重要的詩之外，也寫有關現代詩的文字和翻譯西方作品。1960年，因為趙羅蕤翻譯的艾略特的《荒原》根本消失了，我們無從看見，我就翻譯了《荒原》，和一系列的有關艾略特的論文發表在《創世紀》上，曾對中生代發生了一些激盪作用。

在參與《創世紀》詩運動的同時，我在夏濟安老師辦的《文學雜誌》譯了Wallace　Fowlie對超現實主義的介紹和引進吳興華的詩（透過林以亮取得），因為當時兩岸冷戰僵持，不便用他的原名，是按林以亮給我們的名字：梁文興和鄺文德刊出。前者對我的同代詩人有些啟發，後者對我個人的句子內在的音樂性有所推動。夏濟安老師是文學藝術的信徒，對後進的創作推動有加，他當時的不到十英方尺大的教員宿舍，就是我們臺灣大學外文系愛好文學創作的學生朝聖的地方，我和比我低兩班的白先勇、王文興、李歐梵等人常常拜訪，聆聽新知，其中一個重要的資訊，就是寫作必須避開“固定反應”的詞語、意象，力求新鮮獨特。後來由白先勇、王文興、陳若曦、李歐梵他們一班同學推出的《現代文學》可以說是繼承夏老師的美學意念進一步的揮發，《現代文學》幾乎一鳴驚人，每期介紹一個當時最重要的現代與前衛作家，我也參與幾期的編譯介紹，譬如卡夫卡和聖約翰·濮斯（）。白先勇、王文興的成就已聞名世界，不必我來介紹（參看我的《我與〈現代文學〉》）。我有幸被邀參與了他們風起雲湧的運動。

臺灣五六十年代的詩和小說都有高度的發展，尤其是力求做到“一字不虛設”的凝練，就是所謂“文字的雕塑”（英文叫做“The　Carving　of　Language”，可以說是一種文心雕龍的美學情懷）。這個時期的詩和小說，在語言的凝練上，包括文白的融匯與新詞發明，包括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