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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本中所編《江西詩社宗派圖》。呂本中受黃庭堅之影響甚深，所編《宗派圖》，把源自山谷的詩人列為一派。呂氏本身後亦被目為該派成員之一江西派詩人列於其中者有25或26人（記載略有異），其佼佼者為陳師道，徐俯等。在王應麟《小學紺珠》裡，呂氏亦被列為江西詩派中人。。根據曾季《艇齋詩話》，江西詩派諸人論詩如下：

後山（陳師道）論詩說換骨，東湖（徐俯）論詩說中的，東萊（呂本中）論詩說活法，子蒼（韓駒）論詩說飽參，入處雖不同，其實皆一關捩，要知非悟不可見丁福保《歷代詩話續編》（臺北，藝文，1974），第332頁。。

其間矛盾很顯然：當嚴羽說江西詩病時，用的竟非他獨創的比喻，而是江西詩派諸人慣用的說法！事實上，即黃庭堅本人，嚴羽攻擊的主要物件，晚年也歸向於禪，並寫了許多在內容上表現上皆富於禪味的詩。我們如何能維護嚴羽自誇詩禪喻為其所獨創呢？一個辯解的方法便是回到該時期的歷史裡，說明當時這種比法在北宋時便開始流行，郭紹虞在索源該比喻的研究時，即暗示這詩禪之喻是當時相當流行的腔調，誰都不應斷言其為獨創者。

然而，要責難嚴羽，說他剽竊是既不公平且易於誤導，因為文學批評者可以改變借來的概念而成為新的觀點，藉此以構造其對詩的原創性的看法。辜律瑞己（Coleridge）即是如此。韋勒氏（Rene�　Wellek）在其所著《現代文學批評史》裡（History　of　Modern　Criticism；　1955）勾畫出辜氏從德國諸思想家剽竊過來的觀念，並指出這剽竊並不能減少其對“想象”一詞所作的揮發的貢獻；因為當時其對“想象”一詞加揮發之際，“想象”一詞已異於其剽竊過來的諸含義，雖然兩者在表面上有許多相似之處。從這個角度來看，嚴羽和辜氏的創新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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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羽與宋人詩論（2）

由於我們前已述及的矛盾，嚴羽的情況變得更為複雜。《滄浪詩話》裡充斥著其他類此的矛盾。因此，我在此提議暫不鑽進禪學裡去發揮可移用及印證於詩的諸類似點，而首先嚐試解除前述的矛盾及其他繼起的諸矛盾。由此，我們期望透過嚴羽對當時主要詩論的吸收和排拒，來澄清嚴羽以禪喻詩的輪廓。

（二）

在我們討論《詩話》中某些重要章節之前，我們不妨先指陳宋代詩論上的兩大發展。蘇東坡（1036—1101）及黃庭堅被認為宋詩兩大家，他們創立了宋詩的風格，而有別於唐詩。在文學批評裡，情形亦類似。

關於蘇東坡詩論的立場，我們可以先與宋儒“文以載道”之說作比較，以便拈出其重點。周敦頤（1017—1073）認為文學僅是道載之外飾。他對文學的要求注重作品中所裝載的道德思想。程顥（1032—1085）和程頤（1033—1108）甚至更進一步地認為文學有礙於道之獲得而應被委棄。參《通書》第28章；《二程遺書》第18卷；《伊川文集》第五卷。並請參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香港宏智，1962），第156—160頁。

對蘇東坡而言，文學是道的實現。對周、程而言，文學之為文學是一獨立體這個觀念並不存在。對蘇東坡而言，文學本身（literature　per　se）與道是一體的。對周、程而言，道是存在於文學以外的東西，或者說，文學只是外加在道上面的一種修飾而已。對蘇東坡而言，創作的過程本身（表現）卻是道形成的部分主要過程。文學的實現在於文字達成道之自由活動活躍及捕捉自然的律動。文章應如

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態橫生。見四部叢刊《經進東坡集事略》，第46卷，第279頁。

其自述其文說：

吾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而出，在平地，滔滔，雖一日千里無難；及其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於所當行，當止於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見四部叢刊《經進東坡集事略》，第57卷，第335頁。

東坡強調道之引出多於道之強求：文學家當其寫作之際，並非希冀先尋出一個“道”來，然後將之裝放在作品之中。道蘊含在寫作活動本身，其活動應如自然的律動那樣自由與自動自然。要獲致這種境界必須經由心之虛靜：

欲令詩語妙無厭空且靜

靜故了群動空故納萬境見四部叢刊《集註分類東坡詩》，第210卷，第39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