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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養活誰”這個問題也應該是不言自明的。

另外，資本還有一個重要作用是承擔風險。資本投入並建設了一個企業，一個專案，賺錢不賺錢，成功不成功，都得給工作支付工資，工人的工資收入與企業的成敗無關。企業專案一旦失敗，資本就會蝕本甚至完全打了水漂，“血本無歸”，而工人的收入總是穩定的。這種風險，也應該計算到生產要素中去，從而應使資本有更大的分配權與分配份額。在經濟學原理上講，這完全是合理的。今天，到處有企業主拖欠工人工資的現象，拖欠工人工資幾乎成了常規，這是企業主把應該由他承擔的風險轉嫁到工人身上的辦法，這種辦法不僅是違背經濟學規律的，更是犯罪的。可是卻沒有受到有力的打擊。

因為在短短時間裡我不能展開來談這個問題，以上講的話可能很不準確。因為中國有中國的“國情”，中國的傳統文化與現在的主流文化中有許多有利於民族團結、人民和睦相處、互相敬愛尊重的好的因子，也有會造成人與人之間、階層與階層之間、群體與群體之間相互磨擦爭鬥的不良因子，後者以一場“文化大革命”的形式被推到極端從而影響無比廣泛深遠，可以說我們傳統的文化基因已經被“文革”改造過了，所以我才特別提請諸位注意。

以上是從國家整體分配上說的，就一個企業來說，從一切生產要素都能參與分配的原則出發，應該讓員工明白在當代社會，資本、經營理念與管理在生產服務中起的決定性作用，這部分生產要素得到高額分配是完全合理的。

總之，你決不能一開始管理，就用一群與你懷有對立懷疑情緒的員工。誠然，絕大多數員工只是抱著“打工掙錢”的態度而極少考慮其他，但為了你企業的安寧，為了整個社會的長治久安，在這個問題上你還是要讓你手下人明白。也許你一下子向員工交待不清楚，但在你實施管理的過程中，怎樣從心理上、習慣意識上及行為上逐漸讓員工轉變到現代意識上來，是放在有別於西方企業家的中國企業家面前的一個特殊課題。

要讓員工認識並且感覺到：員工是因有老闆才有飯吃；老闆和員工一樣都是在為社會服務。

（此處略去11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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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眼中的女作家李東東（1）

——《在那遠離北京的地方》序

認識東東，還是在北京她任職於《中國改革報》的時候。歷次全國人大、政協大會即通常說的“兩會”期間，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除了在大會堂及駐地開會討論，還有頻繁的會外活動：交流資訊、交換意見、聯絡關係、建立友誼，當然這一切都是為各自所代表的地方爭取“名利”。我已連任了五屆全國政協委員，我以為將“兩會”稱之為“名利場”不算錯。隨著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體制改革的逐步深入，這個“名利場”的特點越來越顯著，如果來自全國各地的代表委員們不趁此機會運用自己的能量為自己的選區揚名，為自己選區的人民群眾爭取利益，反而算失職了。而要能揚名獲利，就離不開傳媒。於是，各大媒體的記者就活躍在“兩會”的會內會外。東東雖是《中國改革報》的負責人，不是駐會記者，但我在好幾處小型聚會都見過她的身影。她善於傾聽，也就是說她會和藹可親地、機敏地用一兩句話引導談話物件的話題，並能敏銳地把握談話者的談話要點。她的話不多，而我從她的微笑中可看出她每次與談話物件的交談都有所收穫。那時她給我的印象是“這個女人不尋常”，但我還不知道她能寫。

後來，她調到寧夏工作，卻成了我的領導，我們兩人見面相視一笑，大概都覺得這個世界太小了。既然是我的領導就須到寧夏文聯機關及各個藝術協會講話，她同樣是和藹可親的，同樣是機敏的，沒有官話套話，既說且聽，經過幾次會議我又發現她不僅會聽還會說。尤其是有一次我隨她到北京給寧夏做宣傳，在中央電視臺、北京大學這種高層次文化場合，面對主持人、記者和教師學生的發問，她也能即席侃侃而談，展示出作為一個宣傳官員的幹練。雖然這也需要有較高的知識素養，但我仍然沒有發現她還能寫。

發現她的文學創作才能，已是讀到她的《寧夏賦》的時候。現在的作家都不願用俳賦的形式寫散文，字少，稿酬既少難度又大。儘管現代化了的文賦已不像古代律賦那樣要求嚴格，用韻比較自由，可是它總是從古代俳賦、駢賦發展而成的一種文體，基本上要繼承一定的格式：參差的句式要以四、六言為主，字詞要精煉，意象要高度濃縮，因而必須反覆推敲，惜字如金，同時音調要鏗鏘，通篇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