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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我國，根本不可能進行那樣合理的分配。投入科技智慧者，生產服務的組織管理者，遠遠沒有得到、也不可能在最近的將來得到他們應該得到的份額。因為在長達20餘年的“極左路線”統治與所謂“計劃經濟”在政治和經濟上的種種失誤，在最後使中國經濟瀕臨崩潰同時，形成了極端的權力“兩極分化”。現代中國從未產生出有獨立財產事業的、能使社會穩定的中間階層，卻出現了一個非常龐大的弱勢群體。中國弱勢群體佔總人口的比例，超過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弱勢群體因其數量之龐大而轉為強勢，龐大的弱勢群體是社會不穩定因素，更成為國家在制訂方方面面政策中必須首先考慮的重點，並且在社會主流文化與主流意識形態中佔有很重的份量。現在，在知識經濟初見端倪並即將進入WTO的時代，他們雖然創造的財富量較少，其中許多人還根本不創造財富或是進行著無效勞動浪費資源，國家也要從社會創造出的財富總量中分出一部分份額來養活安撫他們。但國家是不創造財富的，國家只能從創造者應得的份額中以各種方式劃出部分來勻給他們。其實也不必再採用什麼方式，被貶低的腦力勞動與被抬高的體力勞動之間分配不公的模式，在前幾十年“極左”時期就幾乎牢不可破地固定了。何況，“不患貧而患不均”早已成了我們文化的基因。所以，分配製度的改革面對現實的與文化的強大阻力，要想適應新經濟時代是非常困難的。這也是我國很不容易成為科技大國的一個內在原因。

簡單地說，新經濟或曰“知識經濟”的特徵就是知識、智慧等等腦力勞動成為創造價值的主力。主力當然應該分得創造出的財富的主要部分，但在我國很難實現，連推行國有企業中的“期權股”都很難。事實上，我國目前的貧富差別已經稍稍反映出人口中的知識智慧差距，遺憾的是這種正當的收入差別沒有條件貫徹到底。由於上述歷史原因，我國國民中的知識智慧的差距是非常懸殊的，存在著嚴重的知識智慧上的“兩極分化”。今天一些人大喊大叫“貧富兩極分化”不得了，應該說有一部分是知識智慧上的兩極分化的反映。如果在分配上真正反映出知識智慧的“兩極分化”，那麼我國的貧富“兩極分化”現象也會超過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可是，在“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政策剛剛開始兌現之後，在改革開放中我們試圖扭轉“極左”時期固定的分配不公還剛有點苗頭時，在貧富的“兩極分化”還不嚴重的時候，就有相當大的勢力憂心忡忡，高喊必須起來阻止貧富的“兩極分化”了。這證明了我以上所說的弱勢群體在社會主流文化中佔據的重大份量。

西部企業管理秘笈（6）

我們社會還存在一種普遍情況：因為現在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建設還有待進一步完善，權利的“兩極分化”現象還沒有完全消除，所以仍然有大量因“權錢交易”而致富的人。這種“富人”與用誠實勞動包括腦力勞動（投資及管理也是腦力勞動）而致富的人攪在一起，剝離不開，從而使成長於“為富不仁”“無商不奸”“窮得光榮”的文化生態環境中的人們，對所有的富人更加深了對立懷疑情緒。請各位注意，越是貧窮落後地區的貧窮落後的群眾，這種對立懷疑情緒越嚴重。

說白了，現在我們靠什麼來挽救中國，振興中華？除了鄧小平理論及中共第三代領導人正確領導的政治力量，在經濟上靠的就是資本、科技與腦力勞動，而不是被稱為“勞動人民”的弱勢群體。所以，中共從工農勞動群眾的代表擴充套件為“最廣大人民群體的根本利益的代表”是符合世界潮流的。過去，由從事體力勞動的勞動者創造剩餘價值，現在，是由從事腦力勞動的勞動者創造高附加值，而資本（包括國有資本與民間資本）擔當了社會生產、交換及服務的啟動者和組織者的角色。在我國龐大的弱勢群體沒有得到提升之前，究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