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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工的時候，常年吃不上肉，往往三兩人商量夜出偷雞摸狗，我總是“摸狗”的堅決反對者。吃狗還有講究，狗不能宰殺，流出了血，狗肉就會有股腥羶味，內行人會把狗吊起來往它鼻子裡灌水，將它活活嗆死。我目睹過這種場面，狗的掙扎嚎叫慘不忍睹。一次我曾當場在柴禾垛上抽出根棍子衝過去把灌水的人打得和狗一樣嚎叫。反正大家都是勞改釋放後就業的農工，“革命群眾”把我們“勞改釋放犯”之間的打架就叫做“狗咬狗一嘴毛”，樂得在一旁看熱鬧。那時，在我的捍衛下挽救過好多條狗的生命。當然，雞偷吃了不少，更吃過瘟雞，奇怪的是並沒有染上禽流感，一直健康地活到當了作家。我開始嘗試寫的第一篇小說就是《邢老漢和狗的故事》，在還沒有獲得“平反”時就動筆了。這個有關狗的故事是真實的。“文革”期間，不許農民保留自留地，大“割資本主義尾巴”，禁止農民養雞鴨鵝，這事一般人都知道，但不許農民養狗的事可能很多人就不甚了了。因為城市裡早就沒有了狗，狗不在當時中國市民的視野之內。農村人卻一直有養狗的習慣，農民需要狗來看家護院。當時的農村曾大張旗鼓地組織過“打狗隊”，見狗就往死打。別的地方我不清楚，至少是全寧夏境內再看不到一條狗，聽不見一聲狗吠。消滅狗的理由說來可笑：“餵狗浪費糧食”。寧夏人和廣東廣西人不一樣，是不吃狗肉的，所以狗完全沒用，罪該萬死，殺無赦。而那僅僅是表面上的理由，打狗的真正目的其實是為了方便民兵對每家每戶進行“夜訪”，也就是在夜間突擊檢查，看哪家有剩餘的糧食，有，就毫不留情地立即沒收。狗就因為它忠於職守，成了革命者的革命物件。人們說“文革”搞的中國“雞犬不寧”，這句成語並不完全是象徵意義而是名副其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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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話狗兒（2）

後來，小說《邢老漢和狗的故事》被大導演謝晉拍成電影，老一輩電影藝術家謝添和著名影星斯琴高娃扮演男女主角。扮演“狗”的狗，卻因主人犯了法被銀川公安局抓去，最後不知流落到什麼地方了。後來，在寧夏鎮北堡西部影城拍攝《老人與狗》的電影場景裡，我完全按它的模樣做了條道具狗來紀念它。目前我在西部影城養了40多條狗，有土種狗，有德國狼犬、愛爾蘭牧羊犬、喜樂蒂牧羊犬、鬆獅犬、大白熊、阿拉斯加雪橇犬，還有8條藏獒，實現了我的夙願。我家現在有多少“狗口”很難說清，因為我從養狗的經驗中既體會到生命力的旺盛又體會到生命的脆弱。狗繁殖得很快，母狗分娩一次可生七、八隻，甚至十來只狗仔，有的一年下兩窩，可是死亡率也很高，穩定的總數量只能說40只左右。在養狗中我還明白了一條哲理：原先我只有一條狗的時候，為了解除這條公狗的孤寂，特地從外地又買了一條同品種的母狗給它做伴。母狗剛到家時，公狗不但不歡迎，還常常跟她爭食打鬥。可是自母狗到了發情期，公狗和母狗做愛以後，兩條狗就變的夫唱婦隨，相敬如賓了。這印證了恩格斯的話：“性愛是愛情的基礎”！所以我對現在興起的“無性婚姻”很難理解，沒有性，何來愛情？

在一篇報道俄羅斯近況的文章中見到一張照片，畫面是莫斯科紅場邊上坐著一位俄羅斯老大娘，懷裡抱著條小狗，小狗身上掛了塊紙牌，中文介紹說上面寫的是：“請給我親愛的小寶貝一點食物吧”。文章以此說明俄羅斯老百姓現在窮得連飯都吃不上，在街上乞討又害羞，藉著給狗要飯來遮醜。我看了不禁失笑，文章作者去俄羅斯肯定屬於“公款消費”，對俄羅斯的瞭解比我這沒去過的還不如。俄羅斯雖然私有化了，但普通老百姓的基本福利並沒完全取消，他們至今不存在“看病難”、“教育高收費”和“三農”問題；莫斯科市民住房的暖氣費都不交，再窮的人吃飯還是有保證的。這位可敬的老大娘絕不是為她自己要飯，真正是為她的狗乞食。那麼也許有人會懷疑：她把政府給她救濟的食品分點給狗吃不就行了？這也是外行話。一個國家和地區的人拿什麼東西餵狗，可以說是那個國家和地區人民群眾文明進步的度量尺。人吃人吃的，狗吃狗吃的，這話聽起來像繞口令，但社會發展到一定程度必然會出現這種區別。“文革”時寧夏“革委會”宣傳說狗與人爭食，糧食定量是給人吃的，養條狗就多了一張嘴吃飯，為了“節約鬧革命”，所以非消滅狗不可。這種宣傳農民聽了都發笑，覺得滑天下之大稽。為什麼？因為當時農村每家每戶的狗只靠舔涮鍋水維持生命，稍寬裕的人家僅僅在涮鍋水裡撒一把麩皮而已。確切說，當時農村的狗不是“吃”大的而是“喝”大的（這也證明了狗的生命力的頑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