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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又是那倒黴的“雪蓮紙”，勞改農場幹部用沾水鋼筆寫1936的“6”時可能沾了一下鋼筆水，6在紙面上洇成了更像8而不像6。我哪敢跟幹部犟嘴，他說是8就是8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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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從人的解放開始（3）

這個“正式檔案”從此之後減了我兩歲，不知是否能讓我多活兩年。

費了這麼多筆墨才大致把當年所謂的“正式檔案”交代明白。這個“明白”也是我自以為是的，尚不知今天的中青年讀者能否明白。回憶往事，常常用“隔世之感”這句成語，我想，自古以來沒有哪個時代中的人回憶起往事有如此的“隔世”。近30年中國的變化不僅僅是世代之隔，簡直就是兩個世界之隔。由此產生的老少之間的隔閡不止是代溝問題，根本上是陰陽兩界的問題。所以，世界上沒有其他國家在老少之間的交流上有我們中國人這樣困難。

二

說了“正式檔案”，我還要說說“帽子”。仍不用現在已經披露的歷史資料，還是談我自己的遭遇。

我的“右派”帽子如上所述，另一頂“反革命”帽子怎麼來的呢？讀者千萬別以為我這個人特別壞，中國，在30多年前，某人被戴上一頂“帽子”後，一不小心很快就會被戴上另一頂“帽子”，絕非我一人時運不濟，億萬人都命途多舛。那時的“帽子”有如今天商場裡的廉價商品，是“買一送一”的。應該說，我還是比較僥倖的一個。首先，我活下來了；其次，我還有在這裡細數“帽子”的閒心，更重要的是：我畢竟有“雪蓮紙”為證。更有數以萬計人被當成各種“分子”受苦受難20多年，到1978年平反時，在他或她的個人檔案中卻找不到“正式檔案”，連一張巴掌大的“雪蓮紙”也沒有，從而得不到“甄別”或平反。這就是眾口一詞、約定俗成的厲害。當初在眾人口誅筆伐、千夫所指下稀裡糊塗地成了“分子”，被抓了，被關了，被開除了，被下放了……弄得窮途潦倒、妻離子散、家破人亡，好不容易熬到命運的轉折期，卻因為根本沒有“正式檔案”，最後只能稀裡糊塗地不了了之。幸虧已是1978年以後，全國都不再講人的出身成分、個人身份了，一致“向前看”吧，都加入到市場經濟中倒騰沉浮去了。

“反革命分子”帽子，是我第一次勞改釋放到農墾農場就業後，碰到“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戴上的。當年，每掀起一次政治運動，都以“公審大會”開路，以顯示“無產階級專政強大威力”，先給人民群眾來個當頭棒，“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也不例外。公審哪些人呢？首當其衝的是有歷史問題的人。欲抓現行，先抓歷史，這是最方便的發動政治運動的方法，每次政治運動都如法炮製，一直延續到“文化大革命”更變本加厲。“一個人不能因同一罪行受到兩次懲罰”是人類社會基本的法學原則，而30多年前的中國，是世界上唯一反其道而行之的國家。一個人只要過去有點汙點，就會不斷被潑汙水，弄得越來越髒。當然，還得在此類人身上抓點“現行”出來，沒有一點“現行”，也不能很好地配合即將展開的政治運動。將有歷史汙點的人先抓出示眾，就如先播下病毒，然後逐漸向外擴散，把健康人感染成病人，把普通人變成“敵人”。這是政治運動的步驟，是規律，所以建國以後不是“敵人”越來越少，而是越來越多。

試想，要在一個人身上找毛病哪有找不出來的道理？毛澤東就說過：“金無足赤，人無完人”。

1965年我被判為“反革命分子”的“現行”有哪些呢？一是知情不報，別人說了反動話我沒彙報（這個毛病至今還沒有改造好）；二是破壞生產，把我在灌溉稻田時沖斷一條田埂說成是有意破壞，而當時我一人管300多畝稻田，比“革命群眾”管的多得多，卻長勢最好；第三，我就要說件很滑稽的事情：1965年以前，就有一批在北京、天津不好好上學或是被開除、或是失業在家的中學生“上山下鄉”來到寧夏農墾農場勞動。一天，在田裡幹活時，一個天津女“知青”看到一個農工跨過田埂就解開褲子尿尿，她在城市裡哪見過這種場面，竟連驚帶羞哭了起來。我在一旁說了一句：“嗨！你走遠些嘛。你看，你在那邊尿尿，人家在這邊哭哩。”這句話經分析，就成了“把知識青年的眼淚比作尿，惡毒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號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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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從人的解放開始（4）

今天聽來令人啼笑皆非，可是當時誰都覺得這是順理成章的、符合邏輯的推理，連我自己都覺得我錯了，至少這句勸說別人的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