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部分(第2/4 頁)

問不清楚。

。　想看書來

一切從人的解放開始（2）

這樣一下子，全國就有55萬知識分子被打成“右派”，而當時全國可稱之為“知識分子”的人數只有550萬～600萬。55萬之說見於後來為“右派”平反的檔案，實際遠遠超過這個數目；550萬～600萬之說見於1956年公開發布的統計數字。

這裡，我仍忍不住想說說這個“打”字。“打”一詞，在“反右運動”中是政治積極性的褒義詞，我沒看過當時公佈有某某人被“劃”為“右派分子”一說，可是後來給“右派分子”平反時，又一律稱為某某人被“錯劃”的說法，其實應稱為“錯打”才對。

好了，不說別人，就說我自己，這是最可靠的。

我發表長詩《大風歌》正值1957年7月，“反右運動”最激烈的時候，《人民日報》馬上發表了一篇嚴厲的批判文章《斥大風歌》。《人民日報》今天仍有很高的權威，當時簡直就是“聖旨”，於是我當仁不讓地成了“右派”，受到處理“右派分子”的頂級懲罰：開除公職，押送勞動教養。

“正式檔案”是怎樣的呢？當時壓根兒沒給我出示。到1979年我平反時，給我平反的有關單位從我的個人檔案裡只找到一張21年前押送我到勞改農場的小紙片，類似“派送單”這樣的東西。我名字後面，填寫的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壞分子”，而不是“右派分子”。除此之外，再沒有一份證明我是“右派分子”的法律根據，更沒有說明為什麼要把我“打”成“右派”的原因，即具體的“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行”。這張紙我見了，只有巴掌大，紙質脆薄，比現在公共廁所裡放的最差的廁紙還差。我認識這種紙，那叫“雪蓮紙”，用稻草造的，因為它不經磨損，不耐存放，一般只寫個便條，寫信都不用它。而這劣質的“雪蓮紙”卻奇蹟般地在我檔案中靜靜地陪伴了我22年之久，拿出來還燦然如新。

然而，麻煩也就來了，如果我是“壞分子”，我就不在專門針對“右派分子”而制訂的中央檔案的範圍內，按1978年另一份中央檔案精神，“壞分子”早就該“甄別”了。可是，22年來我明明是被當作“右派分子”對待的。怎麼辦呢？

幸好，這已經是1978年，開始實事求是了。原來我的大麻煩，即當年《人民日報》及地方報紙、文學刊物對我的批判，又成了我是“右派分子”的證明，從而讓我有資格“享受”檔案精神予以平反。　“不幸”與“幸”的轉換，需要我等待22年。後來，我碰到一位當年主持把我打成“右派”的前領導，問他當年為什麼把我定為“壞分子”而不是“右派分子”。他笑著說：你只發表了一首詩，沒有其他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論，年紀又輕，我們研究了一下，儘量照顧你的政治前途，就訂個“壞分子”算了，“壞分子”總離政治錯誤遠一點吧。我理解他們的寬厚，“地富反壞右”這五類分子中，看起來只有“壞”沒有政治性。他們哪知道後來“地富反壞右分子”統通在一個菜籃子裡，最後“一鍋燴”了。我也笑著告訴他：到了地獄，不分你是吊死鬼還是餓死鬼，都是一律同樣對待的。他卻說：那不是你的一筆財富麼？不然，你怎麼能有今天？於是，那個“五人小組”又彷彿成了我的恩人。

這樣看來，“五人小組”能網開一面，當然也能指鹿為馬，把不應是“右派”的人打成“右派”。同樣也說明了，當年報刊雜誌上的白紙黑字具有真正意義上的“眾口鑠金”的功能，都可以作為罪證置人於死地。當年，眾口一詞很快會轉化為約定俗成，大家說你是什麼，你就成為什麼，何必有“正式檔案”！

你看，我受了22年苦，就因為這張薄薄的“雪蓮紙”，這就是“正式檔案”！

我生於1936年，但直到今天我的戶口本、身份證上填寫的卻是1938年出生。這也來自“正式檔案”。

1968年2月，我第二次勞改釋放，手拿勞改農場給我開具的釋放證到分配我去就業的農場報到。這個我去就業的農場也是1965年押送我去勞改的農場。這麼說似乎有些繞口，乾脆點說，就是我從這裡出去勞改一趟又回來了。農場政治處幹部看看釋放證，丟給我一張紙，那是照例要填的農場工人登記表。在出生年月日一欄，我如實地填上“1936年”。幹部凌厲地打量我一眼，說：你明明生在1938年，為啥填1936年？我奇怪地問：哪來的1938年？幹部指著釋放證說，你看，你看！這上面寫得清清楚楚的，你還耍賴！好像我非爭取在1938年出生不可似的。我一看釋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