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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這點,所以我讓自己與那些情緒保持一定距離。我知道這些情緒不好,所以我懷著文明人的決心與之鬥爭。
我並不是說,我是嫉妒的受害者。但這是我一直試圖處理的擔憂。當然,最後它成了我所有故事的主題。比如說,在《白色城堡》裡,兩個主角間幾乎施虐/受虐的關係,正是基於我和哥哥的關係。
另一方面,這個偽裝的主題也反映在土耳其面對西方文化的脆弱性上。寫完《白色城堡》之後,我意識到:這種嫉妒——對於受他人影響的焦慮——和土耳其面對西方的處境非常類似。那就是既想變得西化,又被批評沒有做真正的自己。既想掌握歐洲的精神,又對這種模仿的驅動力感覺內疚。這種情緒的起伏令我想起相互競爭的兄弟關係。
(節譯自《巴黎評論
白色城堡 前言(1)
獻給摯愛的姐妹 妮爾君·達爾溫奧廬(1961~1980)
想像一個讓我們充滿好奇的人,已獲得了我們所未知的生活要素,而它的神秘使其益具吸引力;相信我們只能透過此人的愛開始生活——除了說這是偉大激情的誕生,還能如何形容?
——Y·K·卡拉奧斯曼奧廬譯自馬歇爾·普魯斯特
每年夏天,我總會到附屬於蓋布澤縣長辦公室的那間被人遺忘的“檔案室”,花上一星期時間翻尋檔案。一九八二年時,在一隻塞滿大量皇室法令、地契、庭審紀錄與稅務卷宗的塵封櫃子底部,我發現了這份手稿。它夢幻般的藍色精緻大理石紋封面與清晰可辨的字跡,在褪色的政府檔案中閃耀,因而立刻吸引了我的目光。彷彿要更進一步激起我的興趣似地,別人又在書本的扉頁題上了書名《被褥匠的繼子》。除此之外,沒有其他標題。書頁的邊緣與空白處滿是小孩畫的人物畫,頭兒小小,身著釘上鈕釦的服裝。我帶著無限喜悅,立刻讀起了這本書。我很欣喜,但又懶得繕寫這份手稿,所以從這間連年輕縣長都不敢稱之為“檔案室”的儲藏室偷了它。守衛對我非常恭敬而未在旁監看,我利用了這樣的信任,一眨眼將它順勢放進了我的手提箱。
剛開始,除了反覆閱讀之外,我不是很清楚如何處理這本書。那時,我對歷史仍有深深的懷疑,只想單純專注於故事本身,而不是手稿中的科學、文化、人類學或是“歷史”價值。這也就使我深受作者本身的吸引。自從被迫和友人離開大學,我便從事祖父的工作,擔任百科全書編纂者。也就在此時,我有了一個想法,要在負責的名人百科全書歷史部分,加入該作家的條目。
就這樣,我把編纂百科全書與飲酒之外的空閒時間,都用在了這項任務上。當我查閱那段時期的基本原始資料時,立刻發現故事描述的一些事件和史實不太相符:例如,柯普魯呂擔任大宰相那五年期間,伊斯坦布林曾遭大火蹂躪,卻根本沒有任何證據顯示當時曾爆發值得一提的疾病,更別說書中所提的那種瘟疫流行。一些那段時期的高官名字也拼錯了,有些是彼此混淆,有些則根本就是換了名字。而那些皇室星相家的名字也不符合皇家紀錄,但我認為這種矛盾在這個故事中有特別的作用,所以並未多予追究。另一方面,我們的歷史“知識”大多證實了該書所講述的事件。有時,我甚至在小細節上看到了這種“真實”:例如,皇室星相家侯賽因大人被處死的情形,以及穆罕默德四世在米拉賀宮的狩兔,都和歷史學家奈伊瑪的描述相似。可以看出,這名作家顯然喜愛閱讀與幻想。於是,我想到,他可能相當熟悉這類資料及其他許多書籍並從中拾穗,寫成了他的故事。他聲稱認識艾夫利亞·卻勒比,但可能只是看過他的書。想到可能如其他例子所示,與此相反的情況也可能屬實,我便努力使自己不要失望,繼續追查故事作者的蹤跡。但是,在伊斯坦布林各圖書館作的調查探究,粉碎了我大部分的希望。不管是在託普卡匹宮的圖書館,或者其它我覺得可能從那兒流落散佚的公、私立圖書館,我都找不到任何文中所提到的那些在一六五二年至一六八○年間,呈交穆罕默德四世的文章和書籍。我只找到了一個線索:這些圖書館收藏了書中所提“左撇子謄寫員”的其他作品。我搜尋翻看了一段時間,但我已經筋疲力盡了。我曾給義大利大學的諸多大學寫了無數的信,而此時,他們也給我寄來了令人失望的答覆。我徘徊在蓋布澤、佔尼特希薩爾和於斯庫達爾墓園的墓石間,希望找到作者的名字(雖然書名頁未提,書中卻曾提及),仍徒勞無功。我放棄了依循可能的線索,僅根據故事本身寫下百科全書的條目。如同我所擔心的那樣,他們並未刊出這個條目內容,不是因為它缺乏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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