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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萬物都是神的藝術品，而人的藝術既以神的意圖和目的為摹仿物件，也就可能比現實生活更美也更真實。表面上看來，亞氏這一觀點和劉勰頗有相似之處，但劉勰雖以“文”為“道”的藝術品，但他的“道”歸根結蒂卻不過是披上了一件神秘外衣的儒家之道。也就是說，在他那裡，“天道”終究是人道，“神理”終究是倫理，“象天地，效鬼神，參物序”，歸根到底只是為了“制人紀”（《宗經》）。所以劉勰才說：“唯文章之用，實經典枝條，五禮資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煥，軍國所以昭明”（《序志》），文學的作用，最後仍然落實在政治倫理和社會生活之中，而不是在對神性、神理、神道的摹仿和認識之上。儘管在《原道》篇，劉勰把這“天道”或“神理”硬派作了儒家倫理之道的根據，但這根據一旦在本體論部分完成了它的使命後，也就不再被提及了。
相反，劉勰倒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強調文學在社會生活、尤其是在政治倫理方面的作用：詩應該“持人情性”（《明詩》），歌應能“化動八風”（《樂府》），文章“既其身文，且亦國華”（《章表》），連諧辭隱語也必須“頗益諷誡”（《諧隱》）。這些觀點在《文心雕龍》一書中多次被提及，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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