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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雷（Tom　DeLay）議員的鼓動下，國會重組了負責航空航天局預算事務的委員會，在眾議院，航空航天局被和商務部、司法部以及國務院置於同一個撥款委員會之下，受弗吉尼亞州共和黨人弗蘭克·沃爾夫（Frank　Wolfe）議員的領導。參議院也很快作了相應調整，將航空航天局列入撥款委員會商務、司法和科學小組。航空航天局最初曾以為重組是件好事，但結果卻並非如此。和航空航天局一樣，國務院和司法部也有一大堆預算窟窿要去填補。

此外，一些國會議員們長久以來一直將航空航天局的預算當作將肥水流入自己選區的一個絕好機會，有時這種事情是以航空航天局的實際需求為代價的。1992年，眾議院撥款委員會主席、密西西比州民主黨人傑米·維騰（Jamie　Whitten）議員希望自己選區內的一座新的、在建的助推火箭工廠繼續建造，但是航空航天局不再支援這一計劃，從預算中取消了這一專案轉而支援更加優先的計劃。維騰動用自己的影響力將這個不再需要的固體火箭發動機專案重新編入航空航天局預算，削減了分配給太空梭備件、追蹤和資料傳輸衛星以及不載人火箭的經費。這樣的事情並不罕見。

國會議員們還在其他事情上利用航空航天局的專案，不止一次，在考慮與其他國家開展太空合作時，與人權問題掛上了鉤。把太空合作當成胡蘿蔔促使其他國家按照美國觀點改變國內政治制度的想法，從未達到過目的。冷戰期間對蘇聯的做法以及日後都是如此。其他國家將人權問題當成內政，事關主權。將人權和太空直接掛鉤只會適得其反。此外，考慮到阿布·格萊布監獄醜聞、大赦國際對美國在古巴關塔那摩所作所為的批評，美國也有自己的人權問題。美國要其他國家遵守人權標準—多數時候針對的就是中國—至少是偽善的。

問題的關鍵在於不按照牌理出牌的國會對於美國航空航天局而言並不總是有幫助的。有些議員工作勤勉一絲不苟，而另外一些則只願意對於行距指手畫腳吹毛求疵，而至於改正航空航天局的錯誤所必需的前後一致的指導意見或者經費支援，卻付之闕如。還在“阿波羅”計劃時期，早在尼爾·阿姆斯特朗登上月球前很長時間，國會便已經開始削減“阿波羅”的經費了。只是在總統辦公室—先是肯尼迪後來是約翰遜—的承諾下，國會才肯保持對計劃的長期支援。總統保證這一計劃將用於戰略目標，即“敲打”蘇聯。而對於太空梭來說，既沒有這樣的承諾，也沒有什麼戰略目標。

因此，關於太空梭，技術上說航空航天局只有兩個選擇，要麼花上足夠多的錢研製成一種可以低成本執行的航天器，要麼在研發上鎖緊腰包弄出個飛起來成本很高的東西了事。國會的立場很清楚，希望只花上非常有限的研製費用，而且還得見效，否則就一毛錢也不撥—這實在不是一種選擇。航空航天局不可能設計一種既便宜又管用的飛行器。實際上，太空梭除了不具備成本效益以外什麼缺點都沒有，這是因為太空梭每次發射都要將它的一部分裝置，也就是外掛油箱扔到大西洋裡去。航空航天局能讓低研發費用和高執行成本的飛行器符合成本效益原則的唯一辦法是表明這種航天器堪稱多面手，以補償並且最終降低其多次飛行的成本。於是航空航天局制定了太空梭的年度飛行計劃。根據以往的經驗，這種計劃是肯定不會實現的。太空梭每次飛行需要花費5億美元，並曾三度停飛，兩次是在失事災難以後，一次是在2005年恢復飛行時發現了許多問題，然後再次停飛。航天曆史學家阿萊克斯·羅蘭德（Alex　Roland）指出太空梭是“世界上最貴的、最不濟的、最危險的發射工具”。但是，航空航天局只能建造她造得起的東西。儘管歐洲航天局和加拿大人向輔助裝置註過資，然而實際上太空梭是美國航空航天局自己買的單。

國際空間合作（1）

國際空間合作

太空從來都既是合作的舞臺又是競爭的賽場。“阿波羅”便是一項“敲打”俄國人的國家計劃，而1975年的“阿波羅…聯盟號試驗計劃”（Apollo…Soyuz　Test　Project；　ASTP）使用最後幾枚為登月建造的“土星…5”（Saturn…5）型火箭與處在近地軌道的蘇聯人對接，則顯示了美蘇之間的合作與友誼，傳遞了最美好的戰略資訊。許多科學家認為儘管宇航員在軌期間進行了多項科學試驗，然而大肆宣揚的太空握手任務依然純屬浪費。政客則從這次飛行中撈盡了好處，尤其在美蘇關係如何如何改善方面的大吹大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