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彈道導彈的競賽升級。空軍獲得許可開發第二種洲際彈道導彈，即“大力神”（Titan）導彈，並且也憑藉著“雷神”（Thor）計劃參與到中程彈道導彈研製中來，賭一把運氣。結果導致政府開始擔心國際地球物理年的活動將會影響到防務活動。於是，國家安全委員會（NSC）第NSC5520號指令《美國科學衛星計劃》秘密頒佈，申明研製和發射科學衛星不得“以任何形式干擾彈道導彈計劃”。就效果而言，此令使任何原本用於軍事用途的運載火箭都無法發射。當美國科學家詹姆斯·範·阿倫（Kames　Van　Allen）就蘇聯在國際空間物理年發射一個衛星一事做出回應時，他問美國政府的問題成了，究竟哪一種火箭能公開研製並且用來發射一顆科學衛星。

美國最重要的火箭專家、“紅石”火箭的研製者維爾納·馮·布勞恩（Wernher　Von　Braun），當時在阿拉巴馬為陸軍工作。各軍種之間競爭太空研究帶來的大筆經費，使得有必要在陸軍和空軍之間分割任務，這樣雙方就都能分到一杯羹。空軍獲得了戰略任務，意味著遠端的洲際火箭，陸軍則拿到了戰術任務，也就是中程火箭。馮·布勞恩大為失望，滿臉鐵青。他在職業生涯中一直致力於太空船，而不是鼓搗武器。現在他卻不得不設計武器，並且居然是戰術兵器。他的“紅石”火箭設計在技術發展上顯然非常先進，但卻被當作一種中程導彈來使用。

運載技術（2）

當時另外唯一的一種正在研製的火箭是海軍的“維京/先鋒”（Viking/Vanguard）火箭，這是專門為發射科學衛星而製造的。根據NSC5520號指令，顯然“先鋒”火箭應被用於國際地球物理年的有關活動。決策者們雖然知道馮·布勞恩已經接近成功了，但速度並不是關鍵。實際上，為了能成功履行其偵察使命，美國的衛星就不得不飛躍蘇聯領土，否則他們就會遭到1960年被擊落的U2飛機一樣的命運。政府的律師們覺得最好的辦法是讓蘇聯先走一步，這樣蘇聯就得創下衛星飛躍領空的法律先例。以後他們就不好抱怨什麼了。因而，儘管“先鋒”火箭是同期最晚開始研製的，而且製造商正是將“大力神”洲際彈道導彈明確作為首要目標的馬丁公司（Martin　pany），1955年還是決定由“先鋒”執行國際地球物理年的衛星發射任務。馮·布勞恩渴望首先發射的熱情盡人皆知，簡而言之—因此當布勞恩前往卡納維拉爾角（Cape　Canaveral）測試“紅石/朱庇特”火箭時，同行的警衛人員接到命令，要保證布勞恩不會在火箭上防止任何有效載荷，然後造成入軌“事故”。

根據俄羅斯宇航員先驅格奧爾基·格列奇科（Georgi　Grechko）的說法，1957年初，蘇聯收到訊息，一位美國科學家將於1957年10月5日在西班牙的一次衛星發射學術會議上提交一篇論文。蘇聯推測論文將是有關發射後的簡報。實際上，蘇聯克格勃（KGB，國家安全委員會）也被問到美國是否打算在1957年10月5日發射衛星，克格勃答覆說，沒有跡象顯示美國有還是沒有這樣的一個發射計劃。由於答案模糊不清，科羅廖夫接到的命令就是要在此日期之前發射個什麼東西上去，任何東西都行。科羅廖夫在10月4日成功地發射了83千克重的“人造地球衛星1號”（Sputnik），擱置了發射另一顆重得多的衛星的計劃。

一家毫無所知的媒體刊載了一篇文章，和刊登在《生活》（Life）上的那篇洩氣的《驚慌失措之際》以及其他文章一個調門，“我們別再假裝‘人造地球衛星1號’什麼都不是了，它就是敲打美國的東西”。這篇文章很大程度上使美國公眾的恐慌情緒更加嚴重，艾森豪威爾政府對此措手不及。很顯然，是得發射個什麼東西了，而且還要快。對於許多人，包括馮·布勞恩在內，對美國在1957年12月針對人造地球衛星1號做出的回應毫不奇怪，“先鋒計劃”在“先鋒”已經被送上發射臺之際遭到放棄，後來還被起了綽號，叫做“死呆計劃”（Stayputnik）或者“出毛病計劃”（Kaputnik）。馮·布勞恩受命為美國向“人造地球衛星1號”做出回應。1958年1月31日，當“朱庇特三型”（Jupiter　C）將“探險者”（Explorer）衛星送入軌道時，這一回擊終於實現了。

20世紀60年代，美國航天事業發軔，此後美國公眾開始對巨大的火箭將英勇的個人送入太空習以為常。在1982年太空梭啟用之前，這些運載火箭大多轉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