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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包括對導彈科學的一些瞭解。在第二章至第八章裡，我試圖解釋這些複雜的問題，包括其歷史背景，以及對技術環境做出簡要的解釋。第二章著重闡釋由於航天技術的軍民兩用特性帶來的兩難困境，幾乎所有的關於航天的政治紛爭都是圍繞著這個兩難困境。第三章考察美國的載人航天工程。第四章和第五章關注航天的軍事用途及太空武器化問題。第六章側重於美國的太空工業現狀及目前的美國出口控制制度所帶來的問題。第七章涵蓋了發達國家的航天抱負，主要考察了歐洲的發展。第八章關注發展中國家的航天抱負，著重談及中國。第九章提出美國目前的航天之路荊棘叢生，應該選擇另一條道路，之所以將這個問題留待最後一章來講，也是因為考慮到這個問題的重要性，對這個問題的思考不應該是從傳統的軍事角度、或簡單地從美國航空航天局（National　Aeronautics　and　Space　Administration；　NASA）、或商業活動的角度，而是應該從綜合的角度出發。

美國需要一個全面的太空戰略，應該考慮到戰略活動的所有層面和國際環境的現實。這樣一種戰略目前並未存在。遲遲未出籠的《美國國家太空政策》（National　Space　Policy），終於在2006年10月出臺了，之前大約經歷了35個草案的磨合。該政策主要從軍事角度關注太空，載人航天、出口控制及其他一些議題都是如此，而幾乎很少關注預算或國際環境的現實。然而，太空是一種戰略資源，需要考慮國際環境的現實，否則將給美國帶來不可預測的戰略危險。

最後，撰寫本書就如同觀看一場棒球賽一樣，充滿了變數。儘管本書試圖提供的是當下最新的各種資訊，但是變數是始終存在的，事態在持續發展，新的資料不斷被公佈，從業人員的工作也經常變動。但是應該說，只要美國的航天政策整體情況依然如此，本書則以不變對萬變，其基本的內容都是有效、重要和值得討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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鳴　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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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是作者25年來在太空政策領域所從事的學習、研究、寫作和教學工作的匯總。本人無法一一對我所有的學生、朋友、同事和批評者表示感謝，而且光陰荏苒，許多學生變成了朋友、同事以及批評者，他們使我開闊了眼界，磨礪了思想，我對此深懷感激。在中佛羅里達大學（University　of　Central　Florida），研習我的太空政策課程的同學們對太空的熱情激發了我，使我開始嘗試有關太空的著述工作，在阿拉巴馬的空軍軍事學院（Air　War　College），我首次領略到了太空的軍事內容，從內部進行學習的價值是無可估量的。日本空間與航天研究所（Insititute　for　Space　and　Astronautical　Science）的同事們使我第一次認識到不是所有的人都像美國人那樣行事和思考的。多年以來我在世界各國首都度過了許多美好的夏天，在國際空間學院的同事以及學生們身邊，我沐浴著太空研究與生俱來的“3…I”哲學氛圍，即“跨國性、跨學科性、跨文化性”（international；　interdisciplinary；　intercultural）。此外，還有難以計數的各種會議、工作會談以及座談會的與會者對我的研究進行了評論並與我分享了他們的研究成果，太空政策研究圈子很小，但聯絡非常緊密，我們都願意向別人直抒胸臆。

在本書寫作過程中，許多人透過閱讀草稿、評論我以前文章的有關章節材料或者討論觀點提供幫助，或表示鼓勵。勞拉公司空間系統部（Space　Systems/Loral）的克里斯·胡貝爾（Chris　Hoeber）像閱讀定本一樣通讀了全書草稿，以保證我在技術問題上不露怯，海軍軍事學院（Naval　War　College）的安迪·斯蒂格勒教授（Professor　Andy　Stigler）在戰略通訊事務方面提供了卓有價值的評論，防務資訊中心（Center　for　Defense　Information）的特雷薩·希金斯（Theresa　Hitchens）以及憂思科學家聯盟（Union　of　Concerned　Scientists）的格利高裡·庫拉吉（Gregory　Kulacki）在對素材的閱讀和評論方面助益良多，海軍軍事學院的湯姆·尼古拉斯教授（Professor　Tom　Nichol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