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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80年代的艱難時世，因為B級片已經演變成A級片，需要更多的投入和大明星。好萊塢放棄了前10年所進行的實驗，對錶現當下日常生活狀態的小製作影片——比如《最後一場電影》（The　Last　Picture　Show）、《肉慾知識》（Carnal　Knowledge）、《五部輕鬆的戲劇》（Five　Easy　Pieces）——失去了興趣，轉而青睞大投入的奇幻片。1970年代被翻過去的一切再次完全倒置過來。警探們重獲輝煌，比如《貝弗利山警探》（Beverly　Hills　Cop）中的艾迪·墨菲（Eddie　Murphy），即使他們曾經因為是黑人而一籌莫展。特工又成為首選角色，蘭博這種卡通人物像梅西的感恩節大遊行中的氣球般火暴起來，開始處理越戰勝利的題材。而超人和蝙蝠俠開始再次進軍被骯髒的哈里（the　Dirty　Harry）和保羅·克西（Paul　Kersey，《死亡請求》［Death　Wish］）佔領了10年的戰場。斯皮爾伯格的夢幻郊區取代了斯科塞斯的窮街陋巷。新好萊塢最奪目的導演科波拉和喬治·盧卡斯（George　Lucas）挑戰原有體制的想法要麼像科波拉那樣失敗了，要麼又像盧卡斯的天行者王國那樣得到成功。你不能責怪雷德福他們對這一令人遺憾的混亂局面避而不管。

雷德福可不是那種普普通通的名人。雖然他本人就是好萊塢魅力的典型代表，但他卻始終把自己當作局外人。他的個性既直率又保守。他更像喬治·羅伊·希爾（Gorge　Roy　Hill）和悉尼·波拉克（Sydney　Pollack）打造的明星戰車上的囚徒，他可不願無償地為丹尼斯·霍珀（Dennis　Hopper）的下一部影片去工作，也就是說他不想一腳登上新好萊塢的毒品、性、搖滾的快車。多年來他依然還跟同一個女人羅拉·範瓦根倫（Lola　Van　Wagenen）保持著婚姻關係，是緋聞專欄的稀客。另一方面，他自由開放，不認好萊塢的老傳統。他一直在努力用名氣帶給他的特權來影響社會，對環保主義和美國土著權利情有獨鍾。

雷德福雖然蔑視好萊塢，對名氣的誘惑不屑一顧，雖然經常發出要做一個“普通人”之類的噪音，但仍然具有光彩照人的明星氣質。他說話溫和而彬彬有禮，但卻常常讓人們為了他的到來而長久地等待，另外他總是失約、不信守承諾，在這些方面可謂臭名遠揚。好萊塢人都知道：跟雷德福打交道就像掉進無邊的地獄，給劇本提意見、修改、再修改，永遠沒完沒了。他習慣生活在奉承、敬畏和順從的氛圍中，對身邊的人滿腹狐疑。他推崇忠誠，偶爾也會對這種品質給予些微回報。他不許別人代理自己的權力，但自己做事優柔寡斷而又慢條斯理。他天生謹慎，被自己的完美主義搞得幾乎寸步難行。他對自己周圍的人始終放不下心。他很有魅力也很風趣，但是正如他從前的一位員工所說的那樣：“他是個不合群的人。”

雖然雷德福曾經有整整10年時間是好萊塢票房的主要創收者之一，但是，到了1970年代末，當他回首往事的時候，卻並不喜歡自己所經歷的一切。10年前，大製片廠是那麼令人絕望，像斯科塞斯和羅伯特·阿爾特曼這些在1980年代本質上就是獨立電影導演的人，還在體制內工作，所以成立一個雷德福一直在盤算的那個獨立電影機構純屬多餘。然而從那時到現在情況開始發生了鉅變，成立這樣一個機構已經迫在眉睫。雷德福清楚地看到，最有才華的導演不斷從體制內流失。在他看來，如果棕色、黑色、紅色人種或者女性想做獨立導演，那麼他或者她拿到一個拍攝作品的機會可能為零。他認為，目前獨立製片總體上還是一個信託基金事業，因為除了少量的聯邦政府資助和家族朋友、牙醫、眼科大夫等等的資金投入外，可供導演們呼叫的寶貴資本極其有限。先別說劇本創作、演員配置、拍攝、剪輯，光集資就已經是一項需要耗費數年工夫、嚴峻而又棘手的工作，如果真的有奇蹟發生，所有這些要素同時湊齊，導演們常常會發現，由於受到規模小而且也在苦苦掙扎的發行商微薄的配額的限制，他們不得不自辦發行，最終留給他們的是破產、精疲力竭和幻滅後的省悟。總之，獨立電影需要幫助。雷德福堅持認為，美國電影文化貢獻的不應該只是陳腐的結局和花樣的翻新。他認為，從歷史上看，在製片廠電影霸權興起之前，電影就已經是天才藝術家進行自我表現的工具，如果把他們保護起來使之不遭受市場的衝擊，給予足夠的時間讓他們培養技能、探索自己的風格，那麼電影還會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