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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丹斯和米拉麥克斯絕非異數。在電影業，人人都想親自控制傳媒。但是至少部分是由於他自己手中也有期刊——那時《對話》雜誌還在蹣跚學步，哈維對《愚人村》（Gotham）雜誌和《洛杉磯機密》（Los　Angeles　Confidential）也表現出某種興趣——哈維的份額看上去不小。最後看來，哈維仍然比雷德福高明一籌，他信奉堂·科萊昂（Don　Corleon）的教誨：“把你的朋友拉近一些，把你的敵人拉得更近一些。”他決定坐下來接受一個系列採訪。對此，我還是心存感激的。我對那些已離開米拉麥克斯的員工們同樣心懷感激，因為我無法保證依據“證人保護專案”（Witness　Protection　Program）給他們提供庇護，我接觸過的人中有害怕講出來的，但更多的人還是答應了我的請求，要麼做了錄音，要麼不做錄音，要麼二者兼做，我同樣十分感謝他們。

我要誠摯地感謝琳達·奧伯斯特（Lynda　Obst），她是我認識的對好萊塢電影最敏銳的參與型評論家，也是一個才華卓著的作家，當我猶豫不決、沒有把握能否完成本書寫作計劃之際，她給了我很大的鼓勵。我還要感謝朋友和同事們對我的幫助，《首映》（Premiere）雜誌社的老同人們現在已飄散在全國各地，包括蘇珊·萊恩（Susan　Lyne）、雷切爾·阿布拉默維茨（Rachel　Abramowitz）、科裡·布朗（Corie　Brown）、約翰·克拉克（John　Clark）、南希·格里芬（Nancy　Griffin）、霍利·米萊亞（Holly　Millea）、霍華德·卡倫（Howard　Karren）、吉姆·馬斯特斯（Kim　Masters）、克里斯汀·斯皮奈斯（Christine　Spines）、馬克·馬爾金（Mark　Malkin）、卡爾·布羅姆利（Carl　Bromley）、詹姆斯·格林伯格（James　Greenberg）、邁克爾·謝普利（Michael　Cieply）、查爾斯·萊昂斯（Charles　Lyons）、丹娜·哈里斯（Dana　Harris）、戴維·卡爾（David　Carr），研究員斯蒂芬·海德（Stephen　Hyde），這裡還應包括許多獨立電影界的活動家，未能出現在這封感謝書裡，他們曾熱情地主動跟我聯絡。不過，必須強調的是，本書涉及的觀點由我自負文責，與他們無關。

薩拉·伯什特爾（Sara　Bershtel）和莉莎·蔡斯（Lisa　Chase）閱讀過本書手稿，從編輯的角度提了許多建議，令我受益匪淺。《名利場》（Vanity　Fair）的編輯布魯斯·漢迪（Bruce　Handy）也提出過不少忠告。

我的編輯、西蒙與舒斯特出版公司的鮑勃·本德（Bob　Bender）以及我在ICM的經紀人克里斯·達爾（Kris　Dahl）一如既往地對我慷慨相助。我還要感謝妻子伊麗莎白·赫斯（Elizabeth　Hess）和女兒凱特（Kate），她們經常把甜點和牛奶放在我辦公室的門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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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論尚未結束的故事（1）

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大製片廠對於如何順應青年文化市場來拍電影感到無所適從，於是轉而求助年輕的導演幫他們出主意。同樣的情景在1990年代又一次重演。這代人一出場就拿出新穎、獨特、成熟的作品。美國電影經歷了長達10年的平淡無奇之後，在他們手中再次得到復興，這是自1960年代以來第一個真正的美國新浪潮運動。

——愛德華·諾頓（Edward　Norton）

1979年11月一個乾冷的清晨，羅伯特·雷德福這位1970年代最耀眼的明星，在家裡舉行了一場為期三天的導演和藝術專業人士參加的會議。那是一幢用粗木材建成的滑雪別墅，高高地矗立在猶他州普羅沃峽谷（Provo　Canyon）北福克（North　Fork）的蒂姆帕諾戈斯山（Mount　Timpanogos）的斜坡上。這時，與《逍遙騎士》（Easy　Rider）橫掃美國電影並引發1970年代的好萊塢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