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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然獻給貝茨和凱特前言（1）

在某種意義上，本書是我回顧1970年代歷史的《逍遙騎士和憤怒的公牛》一書的續篇。在這個絢爛多彩、洋溢著蓬勃生機的10年，我們迎來了那些受過電影學院訓練的小子們發起並參與的所謂新好萊塢運動。他們歷經毒品、歐洲電影、反戰運動的影響，窮盡岌岌可危的製片廠體制的所有資源，試圖拍攝出20世紀後半葉美國最優秀的電影。新好萊塢運動勉強持續了10年左右或者更短，卻留下一筆豐富的遺產。這場運動並非某種精神和美學傳承者的鬆散薈萃，它只是獨立製片電影現象的一種並不嚴格的統稱。

“獨立電影”很容易讓人聯想到“正直”、“想像力”、“自我表現”、“奉獻精神”等高尚的概念，同時也會讓人想起年輕的電影工作者苦苦奮鬥的情景。他們傾獻出信用卡上的全部儲蓄用來支付演員和劇組的開銷，後者不惜以低薪或者完全無償地投入大量時間來為獨立電影服務，他們深信自己在從事一項有價值的事業。正如昆汀·塔倫蒂諾（Quentin　Tarantino）所說：“獨立製片導演不是為了賺錢才去拍電影。他們即便傾家蕩產也要去嘗試一番，而自己原本就沒有多少積蓄可供揮霍。為此，他們向父母借錢甚至去偷錢，不惜將來舉債度日。至於拍出的電影，好也罷壞也罷，畢竟是自己的作品。”

雖然上述說法多少指出了這個沿用已久的概念的核心意思，但遠未表達出它的全部真正內涵。獨立電影界的生活同時也充滿了齷齪、殘忍和淺薄。曾經流行過這樣一種說法：如果好萊塢像黑手黨，獨立電影界就像俄羅斯的暴徒。不管哪個世界都是壞人罩住好人，只不過好萊塢做得手段精巧而已——辦完事後還會給你的助手送去一籃水果，而獨立電影界卻會賞你和你的老婆孩子一記重拳。在大製片廠，你被拘束在一隻鍍金的鳥籠裡，在獨立電影界，你被擱置在一個更陰暗、更骯髒、更促狹的洞穴中。雖然談不上處於存亡攸關的境地，但也鮮有疼愛和關懷，食品和水就更談不上供應裕如了，而相互傾軋自始至終都很慘烈。在情況相對嚴峻的日子裡，耗子們（說得好聽點，姑且稱之為老鼠吧）就會互相噬咬。大家誰也無處可逃，所以既沒有緩衝的餘地，同時也孤立無援。人們的所作所為比在好萊塢還惡劣，卻逃脫了懲罰。

前言寫《逍遙騎士和憤怒的公牛》面臨的挑戰，是如何從經過重重偽裝並被拔高、反覆提及乃至欣然當作事實接受的回憶錄中最厚實的地方開出一條道路來。相似的情景在1990年代又要重現了，不過敵人換成了九頭怪蛇：謊言、恐嚇和歷史視角的闕如。媒體報道的表面現象與幕後實際發生的真實情況之間的錯位，好萊塢堪與華盛頓媲美，如果不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的話。因為電影業甚至包括低一檔的獨立電影界最大的迷惑性都出自娛樂報道，它猶如一張毯子，能把任何不時露出苗頭、離經叛道的創意捂死，那些話題缺乏哪怕偶爾能激起政治記者激情的吸引力。好萊塢人有自己的內部生活圈子，常常聯手封鎖內情的洩露。當他們發生衝突的時候，如果某位記者有幸捕捉到經歷了一場激戰而憤憤不平的演員，也許會捅出那麼一點真相。然而，無論在拍攝現場和剪輯室裡發生過多麼殘酷的一幕，等電影公映的時候，有關各方都會達成某種默契：散佈齷齪的訊息對誰都沒好處，尤其無助於眼前最關鍵的電影保護工作。那些也許在數週前還給對手放血的主角們，面帶剛剛擺平的微笑出現在電視上，現場回答埃裡森·安科（Allison　Anchor）的訪談，口氣像健壯的運動員般謙虛而又模稜兩可地說：“我有時把它看作是一場遊戲”，或者“我的對手也挺有實力的”。如果影片搞砸了，根本不會有人在乎在拍攝過程中浸透了多少鮮血。如果影片反響不錯——榮獲奧斯卡提名，獲得高票房收入，他們又會變成多情的鸚鵡。不管怎麼樣，真相的獲得猶如曇花一現，很快又會變成舊聞，被下一部即將發行的大片的宣傳造勢活動掃蕩在一邊。

依然獻給貝茨和凱特前言（2）

米拉麥克斯公司，在某種意義上也包括聖丹斯，跟獨立電影界一樣不乏這樣的故事。為了寫作本書而安排採訪的許多導演（在職）和員工都不肯說出雙方的真相。每年1月舉辦的聖丹斯電影節是獨立電影界的一件大事。導演們會把他們的拍攝計劃安排得恰到好處，讓影片及時出籠，以便電影節主席傑夫·吉爾莫（Geoff　Gilmore）在前一年秋季就能欣賞到。類似的電影節不止一家，比如特柳賴德（Telluride）和多倫多電影節等，但聖丹斯無疑是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