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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我走出電影院後連續兩天處於恍惚狀態。我永遠忘不了那些歲月。我喜歡上了電影，幾乎每天晚上都要看一場，我曾看過《惡土》（Badlands）、《天堂之日》（Days　of　Heaven）等影片，其中也有重映的老片子，像《安貝遜大族》（Magnificent　Ambersons）、《大幻滅》（Grand　Illusion）、《被遺忘的人們》（Los　Olvidados）。坐在影院裡看著那些35毫米複製上綻放出的美麗畫面，感覺奇妙極了，這一切現在都不復存在了。”

現在回想起來，1990年代那批人顯然也在從事一場運動，不管這場運動是多麼難以界定和不同於新好萊塢運動。不過，除了昆汀·塔倫蒂諾，他們的作品鮮有像前輩們那般華麗。他們並不把“看我的”寫在臉上。一些優秀導演甚至拒絕電影作者的標籤。“我肯定不會走史蒂文·斯皮爾伯格的路子，也不會發展成馬丁·斯科塞斯，”索德伯格說，“我不會成為那些影像型別中的任何一個。我可能介於兩者之間。我的事業要像約翰·休斯頓（John　Huston）那樣。我要工作很長時間，拍出各種型別的電影。”他們後來取得的成就絕對被低估了，沙姆斯說：“大多數獨立電影導演在美學上非常大膽，同時又很自律和嚴謹。他們經常早晨一起床就投入工作。他們的聲音與眾不同，但也未必就宣稱自己前途不可限量。藝術活動需要的是專心致志和謙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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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論尚未結束的故事（11）

雖然獨立電影火箭把新生代中才華卓著的導演帶上了執行的軌道，如果沒有那些雄心勃勃、富有遠見的企業家垂青那些誰都認為賣不出去的影片，這支火箭恐怕永遠發射不出去。正如綠燈計劃（Project　Green　Light）教導的，當預算較低而且拍攝週期不長的時候，幕後故事會跟幕前故事一樣精彩。這樣的故事往往跟金錢有關，在拍攝之前和投放到影院之後，都要為影片的資金著想。資深發行商雷·普賴斯（Ray　Price）說：“簽訂一筆好合同需要比拍一部好電影更多的聰明才智。你也許會拍出全世界最優秀的影片，但可能會默默無聞地放在那裡。但是一紙出色的合同卻永遠不會讓你吃虧。”“拍一部電影只要有一個女孩和一杆槍就足矣。”讓呂克·戈達爾（Jean�Luc　Godard）曾說過這樣一句名言。他也許還可以再加上一句：“如果你想讓別人欣賞它，還需要一個發行商。”凱文·史密斯說：“獨立製片電影要想破土而出，還取決於收購它們的發行公司銷售人員的營銷以及製作這部影片的人員的個性，但是個性遠沒有電影之外的活動重要。羅伯特·羅德里格斯的《殺手悲歌》以及比利·鮑伯·桑頓就是一個絕好的例證。1990年代的一切似乎都與幕後活動有關。”

給我們奉獻幕後故事的人物就是發行商、營銷人員。如果說1970年代是導演風光的10年，1990年代則是發行商風光的10年。從歷史發展看，獨立電影經營中營銷始終處於核心地位。如果“偏門作品”不賺錢，它也就沒有存在的必要。許多發行公司的負責人都幹過營銷，比如先在新影公司、隨後又在佳線電影公司工作的多伊奇曼；先在奧利安聯美公司、最後又跳到索尼經典的伯納德和巴克；十月公司的賓厄姆·雷和傑夫·利普斯基（Jeff　Lipsky）等人。當然，早在1970年代後期，營銷人員就對大製片廠有過強大的影響力，對什麼作品可以或者不可以開綠燈擁有最後的發言權，這也導致部門間相互掣肘、惡言相加。分數統計專家們擁有生殺大權，負責掐滅那些倡導“理念高深”卻很好消化的影片的人心中閃爍的創造性火焰。這些影片為那些預設的觀眾包裝上易於辨認的外殼，往往在影響日益擴大的國家研究團體組織的試映中陣亡。

但是，獨立電影與大製片廠電影的營銷方式是完全不同的。大製片廠隨意花錢做廣告的地方，獨立電影卻得依靠免費的大眾宣傳。因此，大製片廠實行飽和預定製度，開展包括買斷重要電視時段、報紙廣告、廣播、戶外廣告牌等在內的代價昂貴的宣傳活動，目標是在儘可能短的時間內——通常是在第一個星期，吸引更多的人去更多的影院。獨立電影發行商的做法則恰恰相反。他們不是撈了錢就跑，他們很清楚，第一週可能會最不景氣，他們依靠精彩評論以及好口碑，透過與少數幾家影院簽訂長期放映合同等方式，來逐漸為影片贏得觀眾。（《看得見風景的房間》就賣出複製的最大數而言，放映場數頂多不超過150次，而新影公司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