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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雪芹續絃時朋友送的賀禮，卻值得懷疑。從箱面上題刻的蘭花圖案和“並蒂花呈瑞，同心友誼真”詩句以及原來所裝的“花樣子”看，應是結婚時女方的妝奩。如確係女方妝奩，那麼在箱面上蘭花圖案上邊、詩句前邊題刻的“題芹溪處士句”，則顯示是男方用品，就明顯不妥了。再則，結婚是喜慶之事，不論是自備用品還是朋友贈品，按中國傳統習俗，都不會出現“處士”字樣；“處士”乃是對有才德而隱居不仕者的特殊稱呼，是無意功名富貴者的代名詞。朋友送的結婚禮物上，無論如何不會把新郎稱為“處士”的，因為與中國傳統結婚理念不合，與婚慶氣氛不諧！

從箱面題刻的圖畫文字書法及佈局看，也明顯不和諧。詩前的“題芹溪處士句”和詩後的“乾隆二十五年歲在庚辰上巳”字樣，與中間四句詩的文字，似非出自同一人手筆，字型明顯偏大，書寫也顯得狂放不羈，佈局上明顯擠佔了蘭花圖案的位置，使畫面顯得擁擠不堪，圖案和題字的大小比例也不和諧。而蘭花圖案中間偏上的四句詩與“拙筆寫蘭”四字，字型一致，大小均勻，書寫顯得娟秀柔弱，似是女人手筆；“拙筆寫蘭”四字位於四句詩的左下方，顯然是詩和畫的作者落款。題詩、落款與蘭花圖案一起，構成一個和諧的整體。落款與“乾隆二十五年歲在庚辰上巳”字樣不在同一位置上，也是不符合中國古代文人題款的規矩的。

透過以上分析，應該得出以下結論：該箱子曾經為曹雪芹擁有，但在曹雪芹之前還有一個女主人。初始用途也不是“芹溪處士”的書箱，而是一個女人裝嫁妝中“花樣子”用的箱篋。出嫁前，這個箱篋的原主人似是一個工詩善畫的閨中少女，滿懷著對美好生活的憧憬，在嫁妝箱子上畫了兩幅左右對稱的蘭花，在蘭花中間偏上位置題刻了四句詩，在詩的左下方落款“拙筆寫蘭”。而位置不協調、字型也不一致的“題芹溪處士句”與“乾隆二十五年”題款，是後人補題上去的。這個補題者，應是曹雪芹的一個友人，補題時間是“乾隆二十五年”。箱子的初始製作和題刻時間，似乎比曹雪芹要早。箱子的原主人，似乎也不是曹雪芹的什麼續絃夫人，否則夫妻之間不會有如此奇怪的無聊舉動的。

三、“曹雪芹書箱”內“悼亡詩”研究

書箱內壁上書寫的“編織圖樣及歌訣”可以證明，此箱的主人是一個名叫“芳卿”的女人；“悼亡詩”本身潦草並多處修改的書寫形式，也足可證明，是丈夫死時，芳卿“睹物思人”（或“睹物思情”）時的急就章。紅學界大師們把箱面上的“題芹溪處士”句和這首“悼亡詩”聯絡起來，展開豐富的想象力，推測出曹雪芹有一個名叫“芳卿”的續絃妻子，進而推測這首“悼亡詩”是這位續絃妻子在曹雪芹病死時所作。仔細想來，這些推測是極其靠不住的！除了沒有直接證據支援以外，還有“以甲證乙、乙再證甲”的“自證”嫌疑，這是研究文學和歷史的考證方法所不容許的。

細讀“悼亡詩”，表面上似乎同曹雪芹去世時的情景相似，比如曹雪芹飲酒無度，死於“杜康”；因為生活窮困潦倒，死後“停君待殮”，妻子不得不賣了“嫁裳”充作殯殮之資等。但仔細分析，則矛盾百出，與曹雪芹決不搭界了。封建社會的窮困文人，死於“杜康”、家貧“待殮”者多矣，如何能斷定死者其人就是曹雪芹？更何況沒有任何史料可以證明曹雪芹有一個名叫“芳卿”的續絃妻子。從“悼亡詩”的上半闋看，曹雪芹雖然嗜酒，但死於愛子早殤後的悲痛，真正的死因“怨”不得“杜康”。如果芳卿是曹雪芹的續絃，則無權並不可能自稱“糟糠”；“糟糠之妻不下堂”，特指元配妻子；有人說“糟糠”是代指困苦生活，衣食不周，這是曲解，在中國古典文學中“糟糠之妻”是個成語，容不得其他解釋。曹雪芹死於壬午年，也並非詩中代指癸未的“玄羊”年。從“悼亡詩”的下半闋看，就更加不知所云了。曹雪芹夫婦同《織錦記》裡的竇滔、蘇蕙夫婦有什麼關係？曹雪芹的續絃妻子為了“織錦意深”慚愧什麼？曹雪芹寫書及其不知什麼人“續書”，又同修《漢書》的班固、班超兄妹有何比附之處？曹雪芹的姓、名、字、號都同“劉”字扯不上干係，為什麼芳卿口口聲聲稱他為“劉郎”？

《紅樓夢》歷史公案（8）

洪靜淵先生髮現的“悼亡詩”，顯然比“曹雪芹書箱”中所題之詩更加成熟，更符合詩詞韻律。認定洪靜淵先生髮現的《舊雨晨星集》是造假，僅憑鄧遂夫先生自己的記錄，是不能成立的證據。譬如指認某人有犯罪嫌疑，在該人生前不出示證據，而在他死後單方面出示他無法為自己辯駁的所謂證